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为了响应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城投债逐渐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融资来源。2009年是城投债市场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城投债处于稳定增长的阶段;而2009年以后,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城投债规模得以爆发式地增长。其背后的问题也逐渐显露:第一,城投债市场长期存在“借短投长”的问题,促长了信用风险;第二,城投债整体表现出规模大且地区集中的特点,风险也随之聚集;第三,城投债长期游离在监管之外,作为主要的地方政府融资来源却没有计算到地方政府债务之中,难以被政府公共预算收入覆盖。2014年以来,“43号文”、“55号文”、“80号文”等地方债务管理新政频繁出台,试图改善地方政府债务环境,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的信用风险,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逐步进入严监管、防风险的时期。但就目前来看,单独依靠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来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监管的效果尚不明显,城投债规模依旧表现出上涨的趋势,信用风险敞口继续扩大。为了探究地方债务信用风险管理的新途径,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研究地区信任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于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对信任的来源及定义、信任对融资活动的影响,以及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其次,阐述了城投债及地区信任的概念,并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地区信任对城投债信用利差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此外还进一步分析了可能对两者关系产生调节效应的两个变量——地区财政透明度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进而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最后,本文以2016-2018年间发行的3513只省级城投债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对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区信任与城投债信用利差显著负相关,这一作用通过采用其他的地区信任度量指标,以及按照债券类型分类的子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均得到了验证。第二,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能够增强地区信任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负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财政透明度高的地区,由于信息不对称水平较低,信息传播速度增快,市场对城投债的监督作用增强,市场中高信用债券比例增加,这类城投公司维持信用的意愿更高,从而使得地区信任水平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作用增强。第三,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强地区信任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负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因为交易活动频繁,资金需求旺盛,重复交易的可能性高,信任水平在这类市场中的作用更大,即会导致地区信任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加强。由此,关注地区内信任水平的建设和维护,来配合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实施,或许能成为未来城投债信用风险管理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