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流行史的本质是病毒变异史,而导致这种变异的最大可能因素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如此。新冠肺炎疫情迫使人们思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并进一步改变人类对待病毒的态度。与病毒的相遇,是人类在学习、抗争致命病毒的同时,获取知识、发展进步的历程。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人们常常把生物病毒作为“假想敌”,却不知只有极少数的病毒是有害的,大多数不会让宿主染病,有时甚至对之有利。病毒不仅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驱动者,也对生物学、医药学、农学、仿生学、计算机等多种学科研究有帮助,如利用病毒可使其朝着对作物生产有利的方向发展;噬菌体可作为治疗某些疾病的特效药,将病原菌宿主裂解;现代仿生学还将“假病毒”的作用机制应用在机器学习中,加快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的角度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实质上是人类错误的改造自然的方式,引发的世界性的生态危机。人类行为导致生态失衡,生态失衡则会导致各种异常现象。纵观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起初,新兴资产阶级发扬“人文主义精神”,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们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但在中后期因为过分强调人的价值,造成利己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等思想滋生壮大。在过分注重物质享受的同时,形成人与自然对立的价值观。生态哲学发展至今,已从宏观的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细化到现实问题的研究上,为后疫情时代人类与病毒关系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后疫情时代,即疫情之后改变的、与疫情前不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无疑需要转变思维,加强对病毒的研究,不仅是对其生物性的了解,也应包括其社会影响力等方方面面的了解,找到最佳的应对途径。本文从生态哲学角度出发,通过人类与生物病毒关系的历史考察,凝练归纳出不同文明时期人与病毒关系状态及其自然观,反思防控新冠疫情不同模式蕴含的生态哲学观,深入分析人与病毒的矛盾源头,指出人与病毒不同关系状态背后的自然观导向,综合运用生态哲学理论,思考后疫情时代人与病毒长期共生的关系问题,指出怎样的自然观是最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以及辩证对待人与生物病毒共生关系的应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