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创造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长期粗放式发展也引致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加深,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发展已不再符合我国国情。我国已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及组成部分,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施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区域绿色发展已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诉求。新疆作为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区,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哈萨克斯坦等八国毗邻,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新疆也是我国能源资源丰富的省区之一,具有能源资源种类齐全、能源资源储存量非常大以及能源开发力度较强等三大特点。作为我国的重要能源基地,其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能源产业,能源产业已成为新疆的支柱性产业。然而高能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使得新疆生态环境面临严重挑战,亟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将污染排放等外部性行为内部化。本文基于“新时代全面推进西部大开发”以及沿边地区高质量发展背景,将资源环境约束纳入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中,并以资源环境约束为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的绿色经济效益,系统梳理了环境规制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理论,根据规制结构和规制强度两维度搭建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以新疆14个地州为研究对象,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和分析新疆14个地州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规制水平的时空演变。以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两类规制工具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分析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新疆14个地州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联动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时空异质性、中介效应以及门槛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环境规制的视角提出提高新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理论以及主张通过市场机制将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的科斯定理出发,根据环境规制强度和规制结构特点,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两维度,搭建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新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框架,探讨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新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第二,新疆14个地州正式环境规制整体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波动式态势,南疆地区正式环境规制水平整体强于北疆地区。新疆14个地州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北疆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整体强于南疆地区。第三,新疆14个地州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式趋势。北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强于南疆地区。从分解结果来看,绿色技术效率整体呈现“先升再降波动式下降”趋势,北疆地区绿色技术效率整体强于南疆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北疆地区绿色技术进步变动幅度小于南疆地区。第四,现行环境规制政策整体上有利于提升新疆14个地州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时间异质性和工具差异性特征。整体而言,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均能促进新疆14个地州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该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以上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解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以及交互项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均强于其对绿色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根据时间异质性,2011-2019年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以及交互项对新疆绿色全要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均显著强于2001-2010年。根据区域异质性,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以及交互项整体上对北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强于南疆地区。进一步发现,能源效率、外商投资是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提升新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新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作用机制,能源效率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而外商投资并未发挥调节作用。第五,环境规制与新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关系,分别以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为门槛,当正式环境规制越过双门槛后,存在“收敛门槛”,而非正式环境规制越过单门槛时,存在“收敛门槛”。当交互项越过单门槛,存在“加速门槛”。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提高正式环境规制力度,完善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还要优化不同环境规制组合。与此同时,注重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对外开放的相互联动,进行有效组合,形成了促进新疆14个地州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