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产品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供求关系越发不平衡,企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市场需求多样化、差异化使得企业生产决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跨国企业纷纷从全球化高度进行战略决策,将关注重点从主营业务、业务本地外包转移到全球化运营上来。全球化重塑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给我国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挑战。现实情况是高新技术行业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成为产品代工生产基地。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一直沿用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战略,但这种创新模式难以为继。掌握科技密码的发达国家不但可以很轻易地对技术下游的中国企业实施“掐脖子”战略,而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技术引进的创新模式缺陷日益明显。与科技大国不稳定的经济与政治关系非常不利于我国高端产业链的稳定发展。在5G数字化时代我国企业要想实现弯道超车,就需要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为了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升级,这离不开改革开放与国际合作研发。那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国际合作研发,是否坚持选择“走出去”的境外研发,还是转而选择“引进来”的来华研发,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亟待通过实证分析,揭示我国企业国际合作研发的前因与因素机理关系。基于此,本文以上市A股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为样本,致力于研究我国企业国际合作研发的前因,数据分析境外研发、来华研发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机理关系,检验东道国创新能力的调节效应,以探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合作研发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路径。本文拟对两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一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国际合作研发的两条路径中,境外研发与来华研发哪种方式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更加有效?二是东道国创新能力投入端、东道国创新能力产出端两个维度,在境外研发和创新绩效两者间是否起到调节作用?本文首先采用文献梳理法,梳理企业国际合作研发的影响因素,总结境外研发、来华研发、企业创新绩效、东道国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研究文献,理清研究变量的界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次,基于创新理论、竞争优势理论、资源基础观理论、知识基础观理论等管理学理论,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提出本文构念模型与研究假设。最后,选取有较强代表性的中国高新技术跨国企业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收集2016年—2020年高新技术产业的132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并以432条观测值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Stata 15.0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实证研究结论:（1）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高新技术企业进一步加深国际化程度会带来创新绩效的提高。（2）对国际合作研发的两种途径的中介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境外研发的中介效应显著,来华研发尚不存在中介效应。也就是说,目前情境下境外研发模式更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可以为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合作研发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3）高新技术企业选择创新能力强的东道国进行合作研发投资,更有利于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东道国创新能力越强,更会在投入端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产出端的专利越多则表明其创新性活动频繁,具有社会创新环境,通过境外研发对提升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效果越明显。本文有以下创新点:一方面,将企业国际化程度作为自变量、把国际合作研发的两种模式,境外研发和来华研发作为中介变量,以及企业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放在同一个模型里做实证研究,相较于以往单一的研究两者之前的关系,更具动态性和全面性,使得企业国际合作研发机理研究更加科学、完整、连贯。另一方面,东道国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弥补了跨国企业国际合作研发战略研究体系中东道国创新能力领域的不足,拓展了调节情境边界。尤其在研究东道国的创新能力时,将关注重点放在东道国创新能力投入端和东道国创新能力产出端两个维度上,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企业国际合作研发与创新绩效理论研究,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发展提供更多参考。本文从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角度出发,选取有较强代表性的中国高新技术跨国企业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为发展中国家高技术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国际合作研发方式的选择提供更多的参考,同时也丰富此类问题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