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什叶派乌莱玛集团为什么会具有别的伊斯兰国家中乌莱玛集团所不具备的强大实力?本论文核心主旨即是通过对伊斯法罕学派及其对伊朗什叶派地位建构的研究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1501/1502年,伊朗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宣布以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为国教。但是,在伊朗萨法维王朝中前期,伊朗什叶派乌莱玛集团实际上并未获得对宗教领域的绝对掌控权。这其中很大原因在于,伊朗萨法维王朝统治者本身即是萨法维苏非教团的领袖,他们在宗教领域也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在萨法维王朝中前期,虽然已经以什叶派为国教,但是对宗教控制权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在此背景下,以米尔·达玛德、谢赫·巴哈伊、毛拉·萨德拉等什叶派宗教学者为核心的伊斯法罕学派应运而生。米尔·达玛德和谢赫·巴哈伊以其在教法学领域的贡献巩固了什叶派乌莱玛的地位,并且谢赫·巴哈伊通过对都城伊斯法罕城市建筑的贡献巩固了王权与教权的关系,从而使之前较为紧张的王权与教权关系变得比较融洽。而毛拉·萨德拉着重于什叶派的理论学说建构,他把苏非派的“完人”思想学说结合进什叶派“伊玛目不谬性”教义,进而主张建立伊斯兰早期麦地那公社“乌玛”式的纯粹伊斯兰国家。毛拉·萨德拉的思想学说巧妙地把当时伊朗民众对苏非教团长老的崇拜逐步转移到什叶派的核心“伊玛目崇拜”上来,从而使什叶派在萨法维国家政权中真正站稳脚跟,并在民众思想中真正生根。待到什叶派在伊朗社会中完全稳固,什叶派乌莱玛集团在宗教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苏非教团的掣肘。中古时期的伊朗（其疆域范围远大于现今伊朗的地理疆域）可谓是苏非派的大本营,各种苏非教团聚集于此,苏非教团长老崇拜是对什叶派“伊玛目崇拜”的一个巨大威胁。在此情况下,以穆罕默德·巴基尔·马吉利斯为核心的后伊斯法罕学派应运而生,他们全力反对苏非主义,竭力主张铲除苏非教团,甚至为此不惜强烈反对之前结合了苏非思想学说的毛拉·萨德拉的思想学说。通过后伊斯法罕学派的强力运作,苏非派被彻底打败,彻底退出了伊朗的历史舞台,由此伊朗什叶派完全扫除了在宗教领域的竞争对手。伊朗什叶派乌莱玛集团在完全掌握宗教控制权之后,到了恺加王朝时期,教阶制度逐步完善,使具有高级教阶的宗教学者在民众中的声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乌莱玛集团的力量愈加强大。毛拉·萨德拉的思想学说继续对恺加王朝时期的宗教学者产生深刻影响,他们开始进一步地谋求在国家政治领域的话语权。恺加王朝时期的几次重大政治外交事件,乌莱玛集团都积极投身其中,并且在较大程度上迫使王权妥协。伊朗什叶派乌莱玛集团与王权的博弈最终在巴列维王朝时期达至顶峰,最终引发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霍梅尼的教法学家治国的思想宗旨可以说是对毛拉·萨德拉思想学说的一个遥远的回应。本文旨对伊斯法罕学派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对伊朗什叶派的地位建构做整体性的评述。具体而言,一方面,本文采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伊斯法罕学派派系的宗教学者崛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引发他们进行宗教意识形态建构的个性经验和社会性因素。另一方面,本文从苏非主义、什叶派教义学、教法学、乌苏里学派与阿赫巴里学派之争等什叶派的诸多层面,论述各位学者的建构思路与内容,并分析其所产生的重要意义与影响。尤其是本文将毛拉·萨德拉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分析其思想内涵,考察其学术脉络,探讨其思想能够承续至今的原因及影响。尤为重要的是,本文将王权与教权之关系问题作为一条基本线索,认为伊斯法罕学派及其后续发展几百年来对伊朗什叶派的地位建构与此息息相关,或者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关系问题的具体回应。由此,本文认为伊斯法罕学派在什叶派发展的重要时期,学派学者依靠自身知识素养与学术热情对什叶派的意识形态的调整与实践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一方面,他们对什叶派的教义、教法等内容朝着有利于乌莱玛集团掌控的方向不断调整,以适应各个历史时期的现实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乌莱玛集团地位的稳固,他们不断加深介入国家政治的程度,最终击败世俗王权。换言之,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就是伊斯法罕学派对伊朗什叶派地位建构的最终结果。总之,伊斯法罕学派作为伊朗近四百年来最重要的学派,对伊朗什叶派及伊朗历史皆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