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研究要放在“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平衡”的视野下进行,而这种平衡的先决条件是“以人为本”理念指导下的“保护”优位于“利用”的价值取向,大数据时代最基本的安全准则应当是能够充分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以合法性原则、安全保护原则、目的性原则、信息质量原则、公开原则、责任原则为六项基本原则,采公私法一体化保护路径实现。在私法与公法共同管制格局中,民法处于权利救济的核心地位,与其他部门法相辅相成、各司其职。现行法律将个人信息作为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益,并不能成为否定其权利化的依据。个人信息以人格属性为核心兼具财产属性,其权益属性应采“权利说”,其民法保护应定位为新型权利。个人信息保护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兼采“权利保护模式+行为规制模式”,在保护特定法益免受特定行为之侵害的同时为行为人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引。同时在司法实践中积累司法案例,借鉴德国案例群方法,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力推的“类案检索”制度,从外部视角对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和概括条款等转介规范进行适用方法的创新,为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从私法到公法的转介提供新的实现路径。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制度包含权利、义务、责任三个层面。个人信息权利的内容包含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包括“与信息主体个人信息权利相对应的义务”和“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处理行为予以规制而产生的义务”。个人信息保护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采过错推定原则或无过错原则,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承担,除适用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等非损害赔偿责任外,还需要适用包括救济性损害赔偿与惩罚性损害赔偿等责任承担方式。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权的实现离不开其他法律规范以及必要技术措施的辅助。一是构建国家个人信息数字档案库实现对个人信息的统一管理、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有效监管,并辅之以科学技术提供现实保障。二是构建以“用户为中心”、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从“收储”伊始即可基于区块链技术对个人信息加盖“数据基因——DNA印章”的个人数据银行,是解决个人数据流通问题的一种新模式。三是亟需明确大数据交易规制及规范,规范现实中的交易行为,在维护信息主体人格利益的同时促进数据的合理、合法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