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以西方列强的入侵为始,清末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政治体系濒临崩溃,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动新政和地方自治,山东省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开始进行新政改革和办理地方自治。面临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以“绅治”为代表的传统治理体系开始瓦解,山东地区庞大的绅士阶层面临着权力解体和身份转型的困境。而对社会变革期某一社会阶层的身份转型进行研究,往往可以发现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反应机制,对新政中广泛参与地方自治的山东绅士进行研究,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进而从绅士群体的角度反窥社会变革的进程。因此,本文试图以山东地区的绅士阶层为观察对象,以新政的开展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作为观察的场域,以求能分析这一时期山东绅士阶层这一“精英群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主要对本文研究的绅士群体进行了拆分,将其分为“绅士”和“绅商”两个部分,以便在之后的论证中进行不同角度的论述。“绅士”阶层是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功名”作为自身知识权威的来源,借助于科举制度和封建行政体系在地方社会治理中获取自己的社会权威。“绅商”阶层则是自晚明以来在“绅商互通”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群体,他们产生自“绅士”阶层,但是却属于“商人”这一群体,是有着绅士政治传统的新型商人。而新政及地方自治推行后,由于传统绅士阶层迫切需要身份转型,一部分绅士转而从商进入绅商群体,借助商会等组织在山东的新政和地方自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山东地区绅士身份转型的历史背景。主要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山东的经济结构、政治环境、社会秩序的变化,以及科举废除对山东绅士阶层的致命影响。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深刻的改变了绅士阶层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结构,乡村经济逐渐破产,新的手工业产业发展迅速,乡村经济结构逐渐开放化,经济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乡里关系,再加上晚清山东地区匪患频繁,地区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绅士阶层的作为环境趋于恶化,难以在传统的治理制度中发挥作用,这是促使绅士阶层身份转型的重要原因。而新政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为绅士阶层的身份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路选择,地方自治机构的建立为传统绅士阶层介入国家权力,维持社会权力提供了新的渠道。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传统“绅士”阶层通过学堂、自治实现身份转型的问题。绅士阶层是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群体,他们在传统社会中有着深刻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特权。然而变动的社会环境导致了有着庞大基数山东绅士阶层面临着谋求出路的困境。他们一部分进入新政开办的地方自治机构,成为国家公权力的一部分,一部分转向了教育、军事和商业领域,以期保持自身参与基层治理的传统权力。在身份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的是绅权的扩张和绅士阶层的萎缩,绅士阶层的人口也开始大量流入城市,这些有着长期参与社会治理传统的基层精英进入市镇,为市民社会的产生打下了基础。第四部分主要讨论的是绅士阶层借由转变为“绅商”阶层的内部身份转型进而实现参与地方社会治理,完成身份转型的问题,在分析了“绅商互通”过程中绅商阶层的产生之后,主要以山东的商会组织,特别是济南商会为例证,分析了绅商群体以商会为平台积极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的作用。第五部分则主要对山东地区绅士阶层的身份转型进行一个整体的特点和影响的分析。这一时期的绅士身份转型,反映出了其内在绅权的解体和重构,也反映出山东绅士身份转型中不同于其他地区绅士身份转型的组织化趋势和积极性。另外,这一时期的绅士阶层,虽然业已经历了身份转型,但是并未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特征的新群体,他们既带有传统绅士阶层的政治文化背景,又有着新型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是一个处于中间过渡状态的群体。这一时段的绅士身份转型,是传统绅士从依赖封建政治经济体系的传统治理体系中脱离出来,进入新的民主共和政体的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传统治理体系的解体和绅民关系的疏离,新的绅士群体也向更加专业化和组织化方向发展,同时,大批有着丰富基层治理经验的精英绅士进入新政各领域和地方自治机构中,也为早期山东新政和地方自治的开展提供了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