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对中国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面对全然未知的病毒类型,中国政府反应迅速,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果断采取措施,阻断疫情传播链条,以最快速度遏制住疫情蔓延势头,为人民打开了生命通道,在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我国政府顶住疫情迅速蔓延的巨大压力,在不断摸索中前进,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应对方式,走出属于中国特色的治理道路,但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为了提高政府治理效能,需要对问题进行深层分析,寻求解决之道。因此本文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进行研究,利用控制权理论模型梳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政府治理模式由行政发包制的常态治理模式转变为高度关联型政府治理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从政策执行、领导小组、信息沟通机制几方面提出问题,并进行深层机理分析。第一,政策出现选择性执行或过度执行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有缺失和空白之处,地方政府自由裁量的尺度有所差别;传统管制观念占据主导,产生自利型行为;另外,各级政府部门间关系未能理顺,导致出现“层层加码”的现象,增加了工作负担,分散了防疫工作注意力,固有的压力型体制是造成“层层加码”现象的内在因素。第二,领导小组机制导致治理碎片化,过于依赖小组机制解决问题。这一现象是由于领导小组导致对下级部门的激励变弱甚至失灵,以及我国临时性议事协调机构的习惯产生的权威依赖。第三,多元信息沟通机制还有待完善。疫情期间政府部门间、地区间信息协同度较低,“数字鸿沟”将弱势群体隔离于有效治理之外,为防疫工作增添诸多不便,原因是缺乏整体性信息平台,对于大数据技术的受众群体范围还需重新考虑。根据以上问题,本文针对性提出政府治理模式发展策略。首先是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府际合作的法律法规,赋予地方政府更多发布疫情信息的权利,建立治理型、竞争型的信息公开机制,明确公共卫生事件中违法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加强该领域个人隐私权的立法保护。第二,内部要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树立正确意识,同时建立外部监督机制,回应高度关联型治理模式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需求,充分发挥媒体宣传作用。第三,突发性应对和常态化治理相结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吸取此次疫情党领导抗疫的成功经验,常态化治理下激发基层治理动力。第四,正确认识领导小组的作用,对领导小组的设立、撤并等继续完善法律条文,充分发挥领导小组的灵活性和协调作用,减少权威依赖现象。第五,善用信息技术,提高数字治理效能。打破“信息茧房”,减少信息不对称情况;消除个体和地域间的“数字鸿沟”。从上至下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变过程可以建立流畅的整体过程,在国家范围内而不是某一区域内对资源进行重新调配,将政府、非盈利性组织、公民、媒体等多个主体根据各自需求进行多元契合,强化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感,从法制、管理等多个角度强化制度保障。推动政府治理向扁平化发展,降低治理成本,更加透明、公开、公正,从而提高信息的权威性,降低谣言散播风险。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寻求新的治理路径,完善国家治理模式。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角度入手研究公共危机的应对,有助于提高我国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