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分析范式中往往以金融中性论为假设前提,推论货币数量在长期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但随着各国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的迅速发展,金融部门发生扭曲或大幅波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增大,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断崖式”下降,其中我国经济增长率跌幅更是超过30%。现有方法对经济金融危机预测的失效,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忽视了金融部门规模的不断扩张及其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逐渐认识到金融因素本身就可以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因素过度繁荣本身就成为了引发危机的根源,当前全球经济运行显著地受到金融体系自身“繁荣-萧条”周期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探究金融部门自身的周期及其规律愈发重要,学者们据此提出了金融周期的概念,从整体性及周期性角度来分析金融部门运行态势、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作用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为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金融周期理论、测度,及其和经济周期关系等相关应用研究,逐渐成为分析现代宏观经济金融波动的新方法。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各经济体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国际金融环境联动性更为密切。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动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并制定着全球金融市场规则,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一步加剧了各国金融系统的共振和外溢,导致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资金流动、资产价格、信贷规模和风险偏好等金融市场运行表现出同步性特征,国际性金融周期已初具雏形。综上所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维护金融系统稳定、防范金融风险重要性不断提升。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理清与研判我国金融部门运行状况、我国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世界主要国家金融体系对我国的溢出效应十分重要且必要。有鉴于此,本文运用了金融周期的分析范式,从整体性和周期性角度来研究我国金融部门自身特征、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作用关系、世界主要国家金融周期与我国的联系和影响机制,力争在实践中为防范金融风险和完善金融配套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依据,在理论上为宏观金融和国际金融方面作出有益补充。本文研究思路按照“一体两翼”展开。“一体”是基于理论和文献研究,确立金融周期的概念内涵与度量方法。“一翼”是根据“一体”的基础来度量我国金融周期,并分析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另“一翼”是度量以G20国家为研究样本的世界主要国家金融周期并分析它们的相关性,据此构建国际金融周期指数,进而研究国际金融周期对我国的溢出效应与传导机制。具体来说,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围绕上述三个核心展开:一是基于理论和文献研究,确立金融周期的概念内涵。根据对金融范畴的划定,本文对金融周期的概念确立为:金融活动在各类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下,金融体系内部形成的金融扩张与金融收缩的周期性现象,包括货币发行、信贷市场、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汇率市场等各类货币、信用和金融资产的数量与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最终形成金融部门整体共振并传导至实体经济而引发经济繁荣和衰退。二是度量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分析双周期的相关性,为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降低金融波动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提供理论与现实基础。首先按照“变量选取→金融状况指数FCI合成→提取FCI周期项→计算周期长度”的思路与步骤具体展开对我国金融周期的度量,并分析了我国金融周期的特征与度量方法的稳健性。然后研究双周期的相关性,包括双周期的静态相对关系:分析双周期曲线及其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的表现,比较双周期的长度、结构和波幅等特征,计算两者领先与滞后关系,以及相关性和一致性系数等;以及研究双周期动态联系机制:基于S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溢出效应分析,构建基于DCC-GARCH模型的动态相关系数等。在相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溢出指数检验了金融周期影响经济周期的渠道机制。三是度量G20国家金融周期及它们的相关性,据此构建国际金融周期指数,进而研究国际金融周期对我国的溢出效应与传导机制,为预防输入性金融风险提供理论与现实基础。首先度量了G20国家的金融周期,分析了各国的周期曲线、时长和波幅等特征,以及各国金融周期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全球、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欧洲、美洲和亚洲的金融周期指数。然后研究了国际金融周期与我国的相关性,包括相关系数、一致性指数、领先/滞后关系,以及基于S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和溢出指数。最后梳理了金融周期的国际传导机制,通过GMM估计法检验了美国金融周期对我国的溢出渠道。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包括演绎分析法、归纳推理法和比较分析法;以计量经济学相关方法为主的实证研究法。通过上述研究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金融周期的度量方法与结果。首先是度量方法方面:在变量选取方法上,核心变量和综合变量的度量结果更为接近和稳健,信贷-房价法则部分地反映了金融周期状况;在FCI指数合成的方法上,基于SVAR模型的累积脉冲响应和主成分分析法基本一致;在提取FCI周期项方法上,HP滤波更客观地提取了周期成分;在计算周期长度方法上,两种谱分析法结果更为准确稳健。然后是我国金融周期的度量结果与特征:（1）我国各金融子市场之间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表明我国金融市场存在整体性周期波动;（2）我国金融周期曲线对于经济金融大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起到了较好的识别作用;（3）我国金融周期结构和长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分别为约15个季度的主要中周期和约2.6个季度的次要短周期,并且表现为周期下行时期超过上行时期,即“跌多涨少”特征,表明我国金融部门发展仍存在一定脆弱性,对于外部冲击抵御能力有待加强。二是我国双周期的相关性。首先是双周期特征比较:我国金融周期长于经济周期,波动幅度也大于经济周期。其次是双周期静态相关性:我国双周期表现为中等程度相关性,Pearson系数为0.08、一致性指数为52.48%,并且金融周期领先经济周期约1-2个季度。然后是动态联系方面:（1）通过SVAR模型发现,我国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和逆周期调节的效用;双周期互为Granger原因,互溢出指数相近约为15%-18%。（2）通过DCC-GARCH模型发现,在危机时段金融周期会加剧经济周期的衰退,此外整体上双周期于2008年后的相关性更高。最后是金融周期影响经济周期的渠道方面,证券市场周期和货币政策周期是各金融子周期冲击对经济周期产生波动的主要途径。表明我国近年来金融部门在规模和制度建设均取得一定成果,金融波动对经济周期已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仍需加强资本市场配套建设,坚持稳健货币政策,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撑。三是金融周期的国际相关性和对我国的溢出效应。首先是G20国家金融周期特征,结果表明各国国内金融部门共振较强、存在显著的共同周期,发达国家周期长度、波动幅度以及危机时段的衰退幅度均小于新兴经济体,表明发达国家金融部门发展更为成熟,面对外部冲击时韧性和纠错能力较高。然后是G20国家金融周期相关性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发展与开放程度相似因而相关性更高,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金融体制和发展阶段各异,因而相关性表现不同。从整体上来看,全球范围内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局性金融周期初具雏形。最后是国际金融周期与我国的相关性和溢出性,结果表明:我国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金融周期具有较高的联动性,其中我国与美国的相关性程度最高,并且美国不仅是我国金融周期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同时对我国的影响及溢出指数也是最高的。溢出渠道方面,美国货币政策、银行业和汇率周期对我国的溢出效应是同向的（汇率是最主要渠道）,证券和房地产市场表现为较弱的负向溢出,整体上则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结合本文主要结论,并基于减少金融部门过度波动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的宗旨,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深化金融领域改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二是强化经济结构转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三是预防国际基本面冲击,针对关键领域预先布局;四是完善金融部门配套制度建设,逐步开放资本账户管制。!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周期概念内涵与研究视角的拓展、补充与完善。文献中关于金融周期概念内涵的分析与界定存在两处不足:首先是早期研究主要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反思、围绕“风险-融资条件”而展开,但这一范畴并不能全面反映现代金融部门的整体运行态势。然后是近期研究或默认延续了早期研究的概念设定（仅度量信用和资产价格周期）,或缺失概念设定而直接选取变量进行度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从而导致度量结果差异性较大、主观性较强。金融周期概念的模糊与混淆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发展的阻碍。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对主流学派关于货币、信用等金融思想阐述的梳理,同时考察金融一词的历史渊源并结合在中文环境的使用习惯,选取中宏观口径的金融范畴对金融周期作出概念界定,由此对金融周期的研究视角与范畴作出了拓展与补充,使得金融周期的概念界定更具综合性与全面性,为度量金融周期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撑。二是金融周期度量方法比较与选取。基于本文所确立的金融周期概念和内涵,进一步比较了信贷-房价法、核心变量法和综合变量法等变量选取方法,比较了均值法、SVAR模型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指数合成方法,比较了HP、CF滤波等周期项提取方法,以及转折点法、滤波法、经典和现代谱分析等周期长度计算方法,从多维度、多频率和多结构的角度衡量了我国金融周期并进行了比较分析,使得周期度量结果更为稳健、更具说服力,也为后续的实证研究也奠定了基础。三是我国双周期相关性、金融周期国际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方面:首先运用了交叉谱研究两种周期的领先滞后关系,并结合相关性系数和一致性指数衡量两者静态关系,避免了单一方法的不稳健;其次通过SVAR模型研究双周期的动态响应机制,将变量的当期影响纳入框架中;再次过DCC-GARCH模型将静态相关系数扩展至动态相关系数,研究了双周期在不同阶段的相关性,即时变性特征。在金融周期国际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首先度量并分析了G20国家的金融周期相关性,据此构建了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周期指数;其次通过交叉谱和SVAR模型研究了国际金融周期对我国的相关性、溢出程度和方向以及动态冲击;再次通过GMM估计法检验了美国对我国金融周期的溢出渠道。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变量的选取与处理。由于金融变量种类较多、时间跨度不一,且各国金融体制有较大区别,度量G20国家金融周期的各变量并非完全一致,需在后续研究中优化。二是金融周期及国际传导机制的理论模型。文献中关于金融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金融因素的跨国影响等研究较为丰富,但由于相关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将金融周期作为独立变量纳入相关理论模型中的研究较少,并且存在较大难度,是后续研究的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