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向世界展示新时代的中国形象至关重要。要想更好地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而做好翻译工作则是重中之重。博物馆作为展示一国历史和文化的窗口,在国际传播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博物馆翻译的研究,使其更好地满足现阶段对外传播工作的要求。目前国内外关于博物馆翻译的研究都十分有限。大部分研究聚焦于博物馆展厅内的文字或多媒体材料,很少有人关注博物馆对外传播的其他媒介,比如网站、社交媒体、出版物等。此外,这些研究多从语言使用等微观层面入手,缺乏从叙述建构角度进行分析的宏观视角。另外,目前对于相关平行文本的对比研究还不够具体和完善,不利于剖析西方博物馆文本的叙述特点。因此,本研究采用平行文本比较模式,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双语出版物《中国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China）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大英博物馆出版物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为平行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这两本书都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文物介绍读本,均由业内多位专家合力编撰而成,对多件中国古代文物进行了详细介绍,但是叙述风格迥异。为此,本文选择蒙娜·贝克（Mona Baker）的社会叙述理论作为理论框架,以历时性（temporality）、关联性（relationality）、因果情节性（causal emplotment）及选择性采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等四个叙述的核心特征作为比较项,考察了这两本出版物在叙述上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叙述建构策略上大英博物馆文本带来的启示。本研究发现,国博文本在叙述时严格遵循空间顺序,基于本土历史学科叙述（disciplinary narrative）,关注文物本身在中国史视域下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目的语读者意识较弱。相比之下,大英文本则是主题驱动,从西方公共叙述（public narrative）和世界史学科叙述视角出发,关注文物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具有更强的读者意识。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蒙娜·贝克社会叙述理论中提到的几种叙述建构策略,本文认为大英博物馆文本可以带来以下两点启示:首先,可以使用素材的选择性采用策略（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利用增补或删减等手段,加强对涉及中西方文化共同价值观念的事件或人物的解读,增强西方读者对中国故事的认同感和亲近感。其次,可以采用参与者的重新定位策略（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利用改变时空、指示、语域等手段,如结合西方公共叙述和世界史学科叙述,在叙述时使用第二人称,以及以讲故事而非介绍的口吻解读文物等手段,改变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使其更贴近目的语读者的叙述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