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说过，“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他还说过：“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资本论》的逻辑即辩证逻辑。列宁的话表明，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不掌握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就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通过辩证逻辑，唯物辩证法才能落地生根。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特征。唯物辩证法的两大特征，即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以及它的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都超出了形式逻辑的思维框架，进入了辩证思维的范围。唯物辩证法之所以经常变成空洞的词句，乃至变成“诡辩术”、“变戏法”，原因就在于人们不是从辩证逻辑，而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去理解和应用它。
　　 辩证逻辑体现的是辩证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它的概念只能是辩证概念，它的判断只能是辩证判断，它的推理只能是辩证推理。所谓“辩证”，从一开始就是，而且始终是：同一事物(表现为概念、判断或推理)一分为二，自相矛盾，自我扬弃，成为更高级的事物。因此，辩证概念不同于形式逻辑的概念，并不是给语词下一个静态的定义，然后始终按照这一定义思考，语词就变成了概念；辩证概念意味着概念具有自我扬弃的内在“生命”，它必然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同样，辩证判断并不是单纯看一个主词同宾词具有“是”或“不是”的关系，这只是“质”(“是”或“不是”)的判断。按照黑格尔的观点，除了“质”的判断，还有“反思的判断”、“必然的判断”和“总念(通译‘概念’)的判断”。推理亦然，有“质的推理”、“反思的推理”和“必然的推理”。辩证逻辑的思维规律，只能是形式逻辑基础上的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意味着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违背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就如有机体不可能违背无机界的规律一样。相反，形式逻辑的规律构成辩证逻辑规律的起跑线，辩证逻辑的规律是在这条起跑线和“人与自然同一”、“人与人同一”的终点线之间的可能性空间中发生的。它是人同人的世界的相互建构的逻辑表现。
　　 这样，逻辑和逻各斯就在辩证法的层面上重新统一起来了。辩证法古代就存在，但它以逻辑的形态产生出来，却是近代的事情。近代是一个目的-工具理性同价值理性相脱离的过程。随着生活的工具理性化，资本完成了它对整个世界的建构，形成了建立在货币同一律基础上的单向度的人和人的单向度的世界。逻各斯的这一病变使辩证法从它的肯定形态走向否定形态，从而为辩证逻辑的“扬弃”理念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的《资本论》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表明，他是通过副本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进行原本批判即资本批判的。如果说，在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主要是在辩证法层面进行的，对辩证逻辑的专题讨论主要体现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部分，那么，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辩证逻辑就逐渐从主观辩证法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得心应手的工具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和“方法”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卷第一分册则是应用辩证逻辑的典范。遗憾的是，正由于人们对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不够了解，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完全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力，以致于连马克思的学生和战友都说“从来没有一本书令我这样失望过”。恩格斯不得不承担起普及辩证法常识的使命，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一分册写了书评。书评的内容，恰恰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和方法的界定。这一书评确认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阐明的思维规律。
　　 《资本论》提供了一个辩证概念、辩证判断和辩证推理的典范。它所遵循的思维规律则在《资本论》的“序言”和“跋”中得到体现。从《资本论》三卷的内容来看，马克思研究的对象确实是“资本”，而不是“财富”之类的东西：第一卷名之为“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名之为“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名之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既然如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此之前马克思要通过确立劳动价值论的地位而把“货币”问题独立出来。因为货币既是价值的现实表现，又是资本生成的前提。资本无非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表现为能够带来货币余额的货币。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无非是“资本”这一辩证概念的展开过程，马克思所有的判断和推理都是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
　　 马克思曾经向恩格斯表达过概述辩证逻辑体系的愿望。他虽然没有实现这一愿望，未能创立辩证逻辑体系，但《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活的辩证逻辑教科书。关键在于像列宁所说的那样，用辩证逻辑“解决当前的问题”。遗憾的是，即使马克思撰写了辩证逻辑的教科书，人们也未必能够理解和接受。原因在于，人们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里。颠倒的世界必然产生颠倒的世界观。只要世界本身还是颠倒的，理论就无法消除假象。正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并不能改变人们眼中太阳东升西落的“事实”一样。为了发挥革命理论的作用，推翻现存的存在状态，就必须阐明辩证逻辑的真实意蕴。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说明辩证逻辑不是独白的逻辑，而是对话的逻辑。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之所以导致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原因在于他所寻找的是感性对话背后的理性独白。康德的辩证法之所以导致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是由于黑格尔承认对立统一是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辩证逻辑的出发点不是自我设定意义上的同一性，而是自我既设定“非我”又设定自身从而设定“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意义上的对立面的同一性。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导致总体性即普遍联系的观点，另一方面导致生成即变化发展的观点。从理论上来说，这要求对每一有限事物澄清前提、划定范围，从而辩证逻辑必然是一种批判的逻辑而不是实证的逻辑。
　　 二是说明辩证逻辑并不是工具理性的逻辑，它体现的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合一。辩证逻辑所探求的因果性，既不是单纯的演绎因果性，也不是单纯的动力因和质料因，而是包含目的因和形式因在内的生活世界的因果性。因此，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作为“历史科学”的逻辑，辩证逻辑不是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对立的角度，而是从人与自然同一的角度来看待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的；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抽象统治”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力量，更是一种真实的(尽管是颠倒的)物质力量，表现为货币和资本的统治，而辩证逻辑必然是货币和资本自我扬弃的逻辑。从辩证逻辑的角度，必然得出人与自然、人与人同一的共产主义结论。
　　 辩证逻辑的当代意义在于，它为一种新型的科学--“历史科学”奠定了逻辑基础。历史科学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不同于传统科学。我们应当运用《资本论》的逻辑，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斯密“看不见的手”和黑格尔“看不见的脑”所指示的线索出发，寻找背后那“看不见的人”的踪迹，为“人类社会”的出现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