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在许多国际条约和国家立法都有类似“所有人都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这样的表述,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以环境权为中心概念进行环境保护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表述、这种立法理论主张在法理上不存在问题。由于环境义务是人类的普遍义务,不附带任何免除条件,不以权利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在概念上无法形成关联着指向性义务的环境权。因此,即便在法律上规定了环境权,这项权利仍然面临着可操作性和可救济性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选取环境义务和环境权作为研究对象和基本线索,以期深化对环境立法理论的认知。理论上,要深刻并完整地理解环境立法理论,应当弄清楚为什么制定环境法,环境法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实现环境法试图达到的目的靠什么以及环境法中的义务、权利该如何设定等四个基本问题。这恰好分别与环境立法的规范目的、对象、手段以及环境法中的义务、权利关系论题相对应。环境法解决的是社会制度变革滞后于技术工具变革所产生的环境损害问题。解题的关键在于更新人类社会的“自我评价”。环境伦理和人权理论分别为人类的“自我评价”提供了“环境的权利”意义上的“环境权”和“对环境的权利”意义上的“环境权”。前者受制于环境能否成为适格的权利主体,后者虽然凭借谨慎的人类中心主义得以推广,但是以人权理论为基础的“环境权”概念不能被“示选性”和“排他性”的权利之功能所包容。以“良心”辅之以“理性”的第三方评价可以打破僵局。以生命情感的“良心”和自然法则的“天理”为人类社会评价之根据,能够形成“不得损害环境”的道德规则。以此道德规则为基础,指向环境保护义务的环境立法目的能够得到阐明。既有的环境权理论认为,环境承载着“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两种法益,应把环境的经济利益权利化为“资源型环境权”,把环境的生态利益权利化为“生态型环境权”,并通过调和这两类环境权实现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平衡。然而,这种把权利视为利益、又把利益视为权利的利益论的环境权,未能解决两类环境权之间的冲突。现有的环境义务理论认为,环境法针对的是“环境利益”的反面——“环境损害”,但却对“环境损害”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未加深究。从环境法律规则形成的规律看,由于人的环境行为导致环境损害进而造成人类损害,所以,社会和国家通过立法对人们保护和使用环境的行为予以规范。因此,环境法调整和规范的是人的“环境行为”而非“环境损害”。在环境法如何规范人的环境行为上,既有的环境权理论主张创设环境权,构造“环境权利─环境义务”的法律关系;而现有的环境义务理论主张用环境义务的“设定→执行→履行”的方法。前者没有注意到“生态型环境权”的本质是客观的“环境利益”而非主观的“环境权利”,忽视了公共的“环境损害”难以依靠私权获得根本保障;后者滑向了“国家权力→环境义务”的立法模式,缺乏对权力机关的行为规制。事实上,根据笔者的看法,“环境义务”是普遍义务而非特定义务,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环境权;“环境义务”既指向公民又指向政府和企业,并且尤以政府和企业为重。就环境法针对的问题而言,无论是事前预防、事中监管还是事后救治,其指向的都是必选性行为而非可选性行为;就环境法律规则的内容而言,其主要来源是自然规律,这意味着只有在履行以自然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义务性规则的前提下,主体才享有使用环境的权利。既有的环境权理论认为,环境义务来自于、服务于、服从于环境权。对环境权的来源采取自然法学观点,认为环境权是先于国法的自然权利;对环境义务的来源采取实证主义法学观点,认为环境义务是由国法设定的不利和负担,这种依据并非来自于同一学术理论范式的权利、义务概念不符合学术逻辑的规范要求。既有的环境权理论以“两人社会”为背景模式,把“环境义务”置于“环境权利─环境义务”的法律关系中,忽略了原生、普遍的“环境义务”没有对应权利的事实。理解这种“环境义务”,应以“三人社会”背景下的“评价理论”为根据,用环境保护行为的应当性定义环境义务,用环境使用行为的正当性定义环境权利,并据此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经过以上辨析,笔者主张,应当按照“义务重心”的价值主导,依照“目的─对象─手段─设定”的逻辑结构,重点回答关于环境法的规范目的、对象、手段和义务、权利关系等问题来考虑环境立法的理论重构。对环境立法理论而言,“义务重心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能够合理地界定“环境义务”与“环境权利”的概念含义;把“环境义务”诠释为“环境保护义务”,把“环境权利”诠释为“环境使用权利”,为厘清二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样重要的是,将“环境义务”理解为环境保护行为的应当性,将“环境权利”理解为环境使用行为的正当性,既为“保护环境”划定了底线,又为“使用环境”留足了空间,调和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时,对环境立法“义务重心论”的强调,也为违反环境保护义务的制裁提供了依据,是一条通往环境法治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