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互联互通机制（简称“沪港通”）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实现了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这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两年后的2016年12月5日,在复制沪港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又开启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与香港联合交易所互联互通机制（“深港通”）,作为我国展开互联互通的第二步,深港通进一步扩大了股票市场的开放程度。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启动为研究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资本市场开放一方面可以拓宽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渠道,提高内地和香港股市的联动性,促进两地股票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来自境外投资者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微观层面影响市场主体的运行。本文将从并购绩效的视角上研究沪深港通的启动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应。通过梳理以往关于沪深港通经济后果的研究,本文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的股票市场和微观层面的上市公司两个方面考察沪深港通的政策效果。宏观层面的研究涉及股价信息含量、股价波动性、股价崩盘风险、两地股票市场联动性等;微观层面的研究包括投资效率、融资约束、违规行为、股利政策、企业创新、审计需求等。大多数学者同意沪深港通可以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来发挥政策作用。然而,深入公司内部探讨沪深港通治理效应的研究却比较少,尚未有学者从公司并购绩效的角度研究过资本市场开放产生的治理作用,本文的研究将弥补这一领域的空白。另外,本文的贡献还在于将沪深港通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考察其对公司并购的影响,可以丰富公司并购绩效领域的研究。本文采用了双重差分的方法,选取了2009-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沪深港通开启对标的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用并购方在并购前后一年的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值的变化值来衡量并购绩效,本文发现沪深港通开通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较于非标的公司,沪股通和深股通标的公司在沪深港通启动后的并购绩效显著提升。接着本文对这一影响的作用渠道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代理问题更严重的公司,沪深港通开通对其并购绩效的改善作用更强,表明沪深港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来提升并购绩效。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本文发现产权性质以及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重合度影响沪深港通对并购绩效的改善作用。具体来说,沪深港通的治理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更强,在国有企业中效果不显著;沪深港通对于并购绩效的积极影响只在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公司显著。由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还额外进行了虚构政策时间的安慰剂检验和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在控制了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依旧稳健。本文的研究发现沪深港通机制可以作用于市场经济主体,降低公司代理冲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这一结论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研究,还在实践上为我国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