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讽诵文体，辞赋自诞生以来，历经汉魏隋唐，一直长盛不衰，至清末科举废除，曾依傍科考声律之学而兴荣的辞赋创作才逐渐趋于衰落。但随着近代报刊业的稳健发展以及报刊文学生产的社会化转型，使得文学传播的主流逐渐由“被金石、流管弦”转向能够使文学作品在短时间内迅速批量复制的近代报刊，大批身份各异的读者群体跻身作者的行列，影响着文学创作的雅俗之变。受辞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这一特性的影响，近代报刊拟赋创作缘由之内因，或为积学广才，张扬文采以比肩前人，或为托物言志、借物抒情，游戏吟咏而拟新篇。其外因一方面受近代报刊稿酬制度的影响，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摒弃传统文人“耻言利”的思想，为快速产出投稿作品以赚取稿酬，辞赋这种字数适宜且易摹仿的文体成为了撰稿人竞相摹拟的对象。另一方面，彼时报刊征文广告充斥着“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思想导向，以“报开民智”为宗旨的宗教性报刊表现最为突出，于是深谙讽谕之道的辞赋便成为除戏曲和小说之外最受报馆欢迎的文体之一。此外，文学的嬗变以及文体的变革又与时代的扬弃息息相关，在近代这一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以“讽诵”为主要功能的辞赋创作（尤其是拟赋）在报刊这一公共言说的空间盛极一时，大小报刊靡不刊载辞赋作品。近代报刊拟赋在此次文化浪潮中，大致以明摹与暗摹、全摹与半摹、拟题（包括拟题而内容相同、拟题而内容相异、反拟其题且内容不同）与拟体、拟改与续拟四类八种摹拟法进行摹拟创作，同时，部分拟赋往往一作而多法，明暗相间，改中有拟，拟中有续，既拟题又拟体。
　　近代社会时局动荡与思想变革的双重因素导致近代报刊拟赋作者的文学观与创作心理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艺观日渐式微。再加上报刊等近代媒体的发展，使得读者群体不断扩大，文学鉴赏水平良莠不齐，娱乐消遣的、通俗易懂且极少涉及政教的俗文学成了近代报刊读者追捧的对象，这也导致近代报刊拟赋出现了俗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在题材上主要写烦文琐事、尘垢秕糠，在语言上的主要表现为文白夹杂、鄙俚浅陋，在思想上的主要表现是阿时趋俗、迎合大众。但同时也促进了近代西方先进文明的传播、推动了近现代报刊报章文体等新文体的发展。近代报刊拟赋在创作的过程中，融合了时代元素，从而表现出自身独有的特征，在承袭原作的同时又有诸多新变：一是旧瓶盛新酒，以古典辞赋的体式盛载新思想、新文化；二是扬厉比兴，近代报刊拟赋的讽谕性与劝诫性较传统辞赋有所加强；三是雅俗共赏，尽管近代报刊拟赋为迎合大众在题材、内容和思想等很多方面有着俗化的倾向，但其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文学“兴观群怨”的创作观，作品在艺术表达上整体呈现出雅俗共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