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的第三个问题围绕人类的希望展开,这其中反映了他的批判精神。作为思考对象的宗教也得在理性范围之内被斟酌,以免跳跃式的思路所造成的后果:即“普遍命令”的主体化、战乱和专制。然而,康德认为,只有从主体的“向恶倾向”（或Hang）出发才能保留理性与历史的纽带,即使这种反思具有假设性。第一章分析了康德的“上帝”概念。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的结尾揭示了概念的规定最终是由重新被纳入到实践范围（即所谓“道德神学”）的先验神学来进行。与莱布尼兹较为“可接近”的上帝及其背后的唯理智论传统不同,康德则选择强调创造者的超越性。为了更合理地评判牟宗三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Соловь（?）в,ВладимирСеогеевич）对于这一点的贡献,首先需要指出康德“上帝”概念的特殊性:即,在笔者看来,唯意志论倾向贯穿于康德所有1781年之前的著作,并与康德后来拒绝接受任何带有人格因素的属性密切相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道德神学或《实践理性批判》（1788）中对传统（即先验）神学的改造,都在“心灵”（psychological）层面上涉及了所有表面上已经被抛弃的属性;包括与人格上帝相关的意志（will）和理智（intellect）。如果缺乏对意志和理智的思考,“上帝”概念的具体化将变得难以实现。第二章通过透析宗教与伦理之间的张力,试图建立一种有助于理解三位思想家的“还原模式”。换言之,由于宗教与伦理的关系通常被视为康德宗教哲学的起点,本章试图提前澄清二者的联系,以便更详细地梳理牟宗三与索洛维耶夫基于“上帝”概念的批判反思。第三章和第四章将会从两种诠释思路探讨人格性。将这两种思路与第二章所围绕的争论结合起来之后,本文认为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与索洛维耶夫的“完整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целостности）可以被定义为两种对康德思想中“过于疏远”上帝赋予内在性的拓展延伸。如果说牟宗三的策略在于通过全盘自洽的道德而排除具有争议商榷的“担保人”（在此语境中,赵法生关于“内在超越”概念的表述也将被引入到讨论中）,那么索洛维耶夫则力图对于作为必然假设的先验理念进行“去理论化”:即将创造者视为一种只有通过“神秘经验”才可把握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