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点明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2015年《立法法》（修订稿）正式将“税收法定”原则进一步写入相关法律,自此,税收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一般反避税作为税法领域的核心议题,其随着税收法治化的开展也有所进步。2008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首次增设一般反避税条款,将缺乏“合理商业目的”作为判断构成避税行为的核心要件。此后,2018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也增设了一般反避税条款,其也将缺乏“合理商业目的”作为判断构成避税行为的核心要件,进而成为启动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前提。随着我国税收立法进程的不断加快,现有反避税立法中有关“合理商业目的”要件的解释呈现出的模糊有限、判断标准不一、立法层级较低等特点,导致其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反避税实务案例的需求,也不能承担对更多税种、更多避税活动的一般性反避税功能。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与重要支柱性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为了完成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的目标,“十四五”时期必须要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建立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公平的税收治理体系,更加彰显权责对等、统一完整、公平高效、透明公开等特征。而避税作为现代税务实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利用税法的漏洞造成了国家税收利益的损失,恰恰违背了量能课税和税收本质公平原则。基于此,该文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的要求下,在现有法律规范和实务运用的基础上,以现有一般反避税条款立法中判断构成避税行为的核心要件——“合理商业目的”的认定为着眼点,探讨一般反避税规则的构建完善与以利益衡量方式认定“合理商业目的”要件两个方面的内容,以期为我国一般反避税立法、行政执法与司法适用提供一个更为完备、更具有操作性的参考。为了对一般反避税规则进行科学认识与理解,对其核心要素“合理商业目的”作出合理认定,作者首先梳理、总结并评价了目前有关一般反避税规则及其核心判断标准——合理商业目的认定的法律规范和实务运用,指出现行一般反避税立法与税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面对手段形式多元、数量日益增加、规避税种范围扩大的新型避税现象,需要完成一项使命——即避税行为的界定与其核心判断标准“合理商业目的”的科学认定。其次,承接前文,从立法、行政与司法三个层面提出避税行为认定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分别是立法体系系统性不足、行政机关裁量权行使不当以及司法机关反避税能力欠缺,并从适用法律语境上的差异、各方利益衡量路径缺失以及税务司法行政化倾向突出三个方面一一阐述其原因。接着,针对上文的困境与缘由,尝试从两个层面进行路径分析:一方面,追根溯源,厘清一般反避税条款中合理商业目的判断原则在法律语境适用上的差异,重新梳理域外两种法系代表国家美国和德国反避税的立法规范与司法适用,并对其反避税规则与避税行为认定标准做出正确借鉴;另一方面,分析反避税适用过程中涉及的三大利益——国家财政利益、纳税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明确其利益衡量的考量因素,并对利益衡量的认定方式进行选择,以备下文作出利益衡量认定。最后,作者在前文的基础上给出对这一议题予以回应的两条出路,分别是实现一般反避税规则的构建完善与以利益衡量方式认定“合理商业目的”要件。前者从上位概念的补充、构成要素的明确、立法模式的构建三个方面对我国目前的一般反避税规则作出完善;后者先后从一般反避税条款中蕴含的利益衡量方式、利益衡量方式对合理商业目的认定的适用两个方面,以案例的形式论证了以目的正当性审查原则与比例原则对合理商业目的进行认定的可行性。此外,该文还对如今我国以“合理商业目的”要件认定避税行为的构成,从而适用一般反避税条款的过程,增加了三机构分工与协调,重新厘清三机构的核心职能,并对其他职能次级分工作出了合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