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被保险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死亡给付保险可分为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和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受限,风险防范意识不强,面临的道德危险更高。基于此,如何平衡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中防范道德危险与满足保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一直以来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保险立法重点关注的领域。根据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特性,我国《保险法》第33条、第34条以及《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对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从投保主体的范围、被保险人同意权之行使以及保险金额三方面进行了特别规定。但由于相关规范在制定时未充分考虑我国现实国情,导致我国现行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制度仍面临投保主体限定不明、被保险人同意权行使存在缺陷、保险金额设置不合理等困境。从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特点出发,结合我国抚养子女成本高、养老体系不健全的现实国情,明确我国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制度应优先防范道德危险的发生,其次充分肯定家庭对保险保障的需求。同时,通过比较法的视野,借鉴世界范围内先进立法经验,为我国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制度的完善指明方向。具体为:第一,明确投保主体的范围。明确可作为投保主体的“父母”类型包括对子女有监护权的生父母、与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养父母,确定“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为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成年兄姐,并在特定情形下扩大投保主体范围。第二,建立未成年被保险人同意权的行使规则。区分不同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的同意权行使方式,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建立投保人与同意权人相分离机制,并在特定情形下免除同意权的行使。第三,完善保险金额的限定机制。根据不同年龄阶段设立多档保险金额,并根据地区、城乡之间经济水平设立差异化保险金额标准。第四,强化保险人的核保工作及其责任。完善保险人的核保机制,加强审查工作,建立保险行业信息共享机制,加重保险人不谨慎核保、违规承保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