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和反腐倡廉建设是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和对我国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全面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将充当“试验场”和“桥头堡”的作用,自贸区金融改革所获得的各项“制度”层面的支持表明我国以更大的改革促进更深层次开放的决心。资本项目开放是深层次金融开放的重要表现,也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更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步骤,但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不同甚至相反意见,该领域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和路径依赖,即一国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依其宏观经济政策、法律生态环境和金融市场成熟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尤其是当面临腐败这一潜在却影响巨大的因素时,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加复杂。本文以我国当局目前工作重心--金融改革与廉政文化建设为背景,在分析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时将腐败因素加入思考,理论上丰富、发展了该领域的现有研究,实践上,由于紧密结合当前实际,对如何在考虑腐败因素情况下实现金融改革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构建理论模型,推导社会个体、代表性企业和潜在腐败的政府各方基于自身目标最大化的一般性均衡,分析均衡时的经济增长在不同腐败程度下的差异：2,利用跨国年度数据和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技术分析方法,以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所得结论的正确性,并对实证模型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3,本文以世界上108个国家为样本,采用相关变量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腐败程度国家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腐败程度不同时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试图以此为一般性结论,结合我国当前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和政府反腐倡廉运动,对释放金融改革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和有效防范金融改革可能引致的风险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的效应具有两面性,对于腐败程度较高的样本国家,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表现为：对于腐败指数值较高的国家,金融开放与腐败指数的交互项回归系数统计显著,符号为负)；对于腐败程度较低的样本国家,金融开放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表现为：对于低腐败指数国家,金融开放与腐败指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统计显著且符号为正)。换言之,对于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金融开放能够扩大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对于低腐败程度的国家,金融开放可以有效降低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