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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跋陀罗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天竺名僧，曾游学罽宾，后半生弘法于汉地的长安、庐山、江陵和建康等地。他在教授禅修和译经等方面取得杰出的成就，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本论文在广泛收集、认真整理和仔细辨析佛教典籍及相关史料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佛陀跋陀罗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论文共有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对佛陀跋陀罗的生平进行考辨，包括对佛陀跋陀罗的出身、家庭情况、师承、出家时间、国籍问题及行止进行考辨，以使读者能把握佛陀跋陀罗生平的基本情况。
本章分析了有关佛陀跋陀罗出身情况的史料，并阐述了佛陀跋陀罗的特殊出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指出结合佛陀跋陀罗的出身情况来研究佛陀跋陀罗，有助于准确把握他的内心世界、有助于准确理解他在汉地的诸多举动的内在动因，并为解读相关史实的实际意义，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本章对佛陀跋陀罗的师承进行考辨，制《印度禅法师承对照表》，分析佛陀跋陀罗的师承渊源及其与菩提达摩师承之间的关系，这对中国禅学史的渊源问题的研究应有裨益。本章对佛陀跋陀罗的国籍问题进行了辨析，指出有关佛陀跋陀罗国籍的最佳表述应是“天竺”，这种说法虽然笼统，但却是最全面的、最准确的。本章对于佛陀跋陀罗行止的难点问题，如他抵达长安的时间，离开长安、到达庐山的时间，到达荆州的时间，以及随刘裕前往建康的时间进行了考辨，并制作了佛陀跋陀罗的年谱。
第二部分阐述了佛陀跋陀罗的律学思想与实践，并对其被驱逐出长安一事进行探究。
本章分析了佛陀跋陀罗的律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指出佛陀跋陀罗到厕宾前就博览律典，这是其律学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阶段。这个经历为佛陀跋陀罗后来在汉地翻译《摩诃僧祗律》奠定了基础。佛陀跋陀罗后来到罽宾游学，由于罽宾特殊的地理、气候和人文因素，佛陀跋陀罗在厕宾时可能接触到有所变化的戒律规定，他的律学知识应更为丰富，对律学的变通性的认识应有所加强。本章对佛陀跋陀罗承自佛大先的律学思想做了具体分析，认为佛陀跋陀罗师承的律学思想对于护戒相当重视，有“守死不犯”的决心，对于戒的种类和戒相有详细的描述，并和禅观相结合，体现出律、禅合一的内容。
在律学实践方面，本章分律行表现和律典翻译两个方面予以阐述，指出佛陀跋陀罗在建康翻译了多部律典，有助于中国佛教律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也反映出佛陀跋陀罗对其他部派律法的开放接纳的态度。佛陀跋陀罗到汉地后的律行表现相当突出，为当时汉地佛教界做了很好的示范。在佛陀跋陀罗的身教下，其弟子大都律行严谨。佛陀跋陀罗的律行，由其再传弟子慧静继承，由其三传弟子慧约发扬光大。
接着，本章对来汉地前就以律驰名的佛陀跋陀罗却被后秦旧僧以违律为由摈出长安一事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佛陀跋陀罗被摈出长安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还分析了慧远为化解其被摈一事所起的作用，最后对佛陀跋陀罗被摈一事进行了评析。
第三部分论述了佛陀跋陀罗的禅学思想与实践。本章指出佛陀跋陀罗在庐山所译的达摩多罗和佛大先的禅法应是其禅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佛陀跋陀罗承自佛大先的禅学思想，与鸠摩罗什翻译的《禅法要解》的禅学思想的差异，反映出印度佛教禅学思想的多样性。本章指出：佛陀跋陀罗有正统的禅法传承，其师承的禅法在罽宾占主流地位，其本人又有实修经验，因此，他弘扬的禅法应比之前汉地零散译出的禅经更为系统。
在禅学实践方面，本章论述佛陀跋陀罗到罽宾前就以禅驰名，到罽宾后，其禅修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升。佛陀跋陀罗的老师佛大先把在汉地传授禅法的重任交给佛陀跋陀罗。佛陀跋陀罗不辱师命，在汉地掀起了禅修的高潮，他在长安的禅修门徒有数百人之多，后来他到庐山、建康继续弘扬禅教。本章对佛陀跋陀罗的禅法进行了评析，论证了佛陀跋陀罗的禅法并非只是小乘禅法，并对印度禅与中国禅进行了探讨，认为佛陀跋陀罗是践行印度禅的典型代表，他的戒、定、慧均有过人之处。本章最后论述了佛陀跋陀罗的禅法传承者，探讨了玄高从学于佛陀跋陀罗的可能性。
第四部分阐述了佛陀跋陀罗的义学思想与实践。本章分析了佛陀跋陀罗的义学思想的形成过程，认为其到罽宾前博览群经的学习经历和受佛大先大乘义学的影响，都为其在汉地翻译大量的大、小乘佛典奠定了理论基础。
佛陀跋陀罗未有著述传世，要了解他的义学思想，只能通过他和鸠摩罗什之间的一场问答窥见一斑。本章对佛陀跋陀罗与鸠摩罗什的问答做了剖析，指出佛陀跋陀罗的回答完全符合大乘空宗的义理。因此，学界有人认为佛陀跋陀罗不像鸠摩罗什那样主张毕竟空寂的观点有待商榷，本文还指出：从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华严经》出发，去分析佛陀跋陀罗回答的真意的做法，也是有待商榷的。本文分别论述了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对佛陀跋陀罗义学思想的历史评价，认为历代佛教界对佛陀跋陀罗的义学思想均持肯定的态度，这与目前学界的某些观点呈鲜明的对比。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佛陀跋陀罗是小乘有部和大乘有宗的代表，因而其义学观点与全面译介大乘空宗典籍的鸠摩罗什的观点是相违背的。本章指出佛陀跋陀罗是小乘有部的僧人，未必代表小乘有部的观点；佛陀跋陀罗虽然译有多部大乘有宗的经典，但大乘有宗经典中也含有大乘空宗的思想内容。像佛陀跋陀罗这样一位年轻时就以博学著称的高僧，其所涉猎的佛教义学内容极为丰富，不应仅以其所译的某一部经来判断其义学思想的主旨。
本章分长安、庐山、建康三个时期论述了佛陀跋陀罗在汉地的义学实践，分析了长安时期佛陀跋陀罗义学实践活动失败的原因，认为庐山是佛陀跋陀罗义学实践活动的转折点，此后佛陀跋陀罗的身份有了变化，不再仅是一位禅师，同时也是一位译经家。佛陀跋陀罗到建康后，译经逐渐在他的弘法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不亚于其教授禅修的主业，这是客观环境对佛陀跋陀罗的要求。佛陀跋陀罗角色的转变，体现出其对于环境的顺应。佛陀跋陀罗的不少弟子如法业、慧观等在义学方面很有造诣，也留下了不少著述，均是南朝的义学高僧。
第五部分对佛陀跋陀罗的译经做了分析。本章对佛陀跋陀罗的译经数量进行了分析，指出历代一些经录家将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共译的佛典记在法显一人名下，及对个别经典的重复计算，都是造成佛陀跋陀罗译经数量说法不一的主要原因。本章对于各经录中有关佛陀跋陀罗译经数量的记载做了对照，得出有关佛陀跋陀罗的译经数量是十九部的结论。本章将佛陀跋陀罗的译经做了分类，并对其中有问题的内容予以说明。接着，本章对佛陀跋陀罗的部分有代表性的译经进行了剖析。最后，本章论述了佛陀跋陀罗的译经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译经有利于涅槃思想、如来藏思想、华严思想、净土思想和密教思想等在汉地的传播，并为后世众多宗派和学派的创立和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等方面。
世界佛教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需要关注像佛陀跋陀罗这样的跨国僧侣的弘法活动。佛陀跋陀罗不仅在历史上为天竺佛教的存续和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贡献，直至今日仍是中尼、中印文化交往的主题内容，和深化中尼、中印友谊的纽带。
像佛陀跋陀罗这样一位来汉地的外籍高僧，他的经历丰富多彩，他在戒、定、慧等方面表现突出，其所继承和弘扬的佛学内容博大精深，他弘法的地区很多，而他对中国佛教史的影响和贡献深远而巨大，对佛陀跋陀罗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佛陀跋陀罗，而且对于中国佛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均有促进作用。毫无疑问，佛陀跋陀罗的研究既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本论文在广泛收集、认真整理和仔细辨析佛教典籍及相关史料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佛陀跋陀罗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论文共有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对佛陀跋陀罗的生平进行考辨，包括对佛陀跋陀罗的出身、家庭情况、师承、出家时间、国籍问题及行止进行考辨，以使读者能把握佛陀跋陀罗生平的基本情况。
本章分析了有关佛陀跋陀罗出身情况的史料，并阐述了佛陀跋陀罗的特殊出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指出结合佛陀跋陀罗的出身情况来研究佛陀跋陀罗，有助于准确把握他的内心世界、有助于准确理解他在汉地的诸多举动的内在动因，并为解读相关史实的实际意义，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本章对佛陀跋陀罗的师承进行考辨，制《印度禅法师承对照表》，分析佛陀跋陀罗的师承渊源及其与菩提达摩师承之间的关系，这对中国禅学史的渊源问题的研究应有裨益。本章对佛陀跋陀罗的国籍问题进行了辨析，指出有关佛陀跋陀罗国籍的最佳表述应是“天竺”，这种说法虽然笼统，但却是最全面的、最准确的。本章对于佛陀跋陀罗行止的难点问题，如他抵达长安的时间，离开长安、到达庐山的时间，到达荆州的时间，以及随刘裕前往建康的时间进行了考辨，并制作了佛陀跋陀罗的年谱。
第二部分阐述了佛陀跋陀罗的律学思想与实践，并对其被驱逐出长安一事进行探究。
本章分析了佛陀跋陀罗的律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指出佛陀跋陀罗到厕宾前就博览律典，这是其律学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阶段。这个经历为佛陀跋陀罗后来在汉地翻译《摩诃僧祗律》奠定了基础。佛陀跋陀罗后来到罽宾游学，由于罽宾特殊的地理、气候和人文因素，佛陀跋陀罗在厕宾时可能接触到有所变化的戒律规定，他的律学知识应更为丰富，对律学的变通性的认识应有所加强。本章对佛陀跋陀罗承自佛大先的律学思想做了具体分析，认为佛陀跋陀罗师承的律学思想对于护戒相当重视，有“守死不犯”的决心，对于戒的种类和戒相有详细的描述，并和禅观相结合，体现出律、禅合一的内容。
在律学实践方面，本章分律行表现和律典翻译两个方面予以阐述，指出佛陀跋陀罗在建康翻译了多部律典，有助于中国佛教律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也反映出佛陀跋陀罗对其他部派律法的开放接纳的态度。佛陀跋陀罗到汉地后的律行表现相当突出，为当时汉地佛教界做了很好的示范。在佛陀跋陀罗的身教下，其弟子大都律行严谨。佛陀跋陀罗的律行，由其再传弟子慧静继承，由其三传弟子慧约发扬光大。
接着，本章对来汉地前就以律驰名的佛陀跋陀罗却被后秦旧僧以违律为由摈出长安一事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佛陀跋陀罗被摈出长安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还分析了慧远为化解其被摈一事所起的作用，最后对佛陀跋陀罗被摈一事进行了评析。
第三部分论述了佛陀跋陀罗的禅学思想与实践。本章指出佛陀跋陀罗在庐山所译的达摩多罗和佛大先的禅法应是其禅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佛陀跋陀罗承自佛大先的禅学思想，与鸠摩罗什翻译的《禅法要解》的禅学思想的差异，反映出印度佛教禅学思想的多样性。本章指出：佛陀跋陀罗有正统的禅法传承，其师承的禅法在罽宾占主流地位，其本人又有实修经验，因此，他弘扬的禅法应比之前汉地零散译出的禅经更为系统。
在禅学实践方面，本章论述佛陀跋陀罗到罽宾前就以禅驰名，到罽宾后，其禅修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升。佛陀跋陀罗的老师佛大先把在汉地传授禅法的重任交给佛陀跋陀罗。佛陀跋陀罗不辱师命，在汉地掀起了禅修的高潮，他在长安的禅修门徒有数百人之多，后来他到庐山、建康继续弘扬禅教。本章对佛陀跋陀罗的禅法进行了评析，论证了佛陀跋陀罗的禅法并非只是小乘禅法，并对印度禅与中国禅进行了探讨，认为佛陀跋陀罗是践行印度禅的典型代表，他的戒、定、慧均有过人之处。本章最后论述了佛陀跋陀罗的禅法传承者，探讨了玄高从学于佛陀跋陀罗的可能性。
第四部分阐述了佛陀跋陀罗的义学思想与实践。本章分析了佛陀跋陀罗的义学思想的形成过程，认为其到罽宾前博览群经的学习经历和受佛大先大乘义学的影响，都为其在汉地翻译大量的大、小乘佛典奠定了理论基础。
佛陀跋陀罗未有著述传世，要了解他的义学思想，只能通过他和鸠摩罗什之间的一场问答窥见一斑。本章对佛陀跋陀罗与鸠摩罗什的问答做了剖析，指出佛陀跋陀罗的回答完全符合大乘空宗的义理。因此，学界有人认为佛陀跋陀罗不像鸠摩罗什那样主张毕竟空寂的观点有待商榷，本文还指出：从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华严经》出发，去分析佛陀跋陀罗回答的真意的做法，也是有待商榷的。本文分别论述了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对佛陀跋陀罗义学思想的历史评价，认为历代佛教界对佛陀跋陀罗的义学思想均持肯定的态度，这与目前学界的某些观点呈鲜明的对比。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佛陀跋陀罗是小乘有部和大乘有宗的代表，因而其义学观点与全面译介大乘空宗典籍的鸠摩罗什的观点是相违背的。本章指出佛陀跋陀罗是小乘有部的僧人，未必代表小乘有部的观点；佛陀跋陀罗虽然译有多部大乘有宗的经典，但大乘有宗经典中也含有大乘空宗的思想内容。像佛陀跋陀罗这样一位年轻时就以博学著称的高僧，其所涉猎的佛教义学内容极为丰富，不应仅以其所译的某一部经来判断其义学思想的主旨。
本章分长安、庐山、建康三个时期论述了佛陀跋陀罗在汉地的义学实践，分析了长安时期佛陀跋陀罗义学实践活动失败的原因，认为庐山是佛陀跋陀罗义学实践活动的转折点，此后佛陀跋陀罗的身份有了变化，不再仅是一位禅师，同时也是一位译经家。佛陀跋陀罗到建康后，译经逐渐在他的弘法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不亚于其教授禅修的主业，这是客观环境对佛陀跋陀罗的要求。佛陀跋陀罗角色的转变，体现出其对于环境的顺应。佛陀跋陀罗的不少弟子如法业、慧观等在义学方面很有造诣，也留下了不少著述，均是南朝的义学高僧。
第五部分对佛陀跋陀罗的译经做了分析。本章对佛陀跋陀罗的译经数量进行了分析，指出历代一些经录家将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共译的佛典记在法显一人名下，及对个别经典的重复计算，都是造成佛陀跋陀罗译经数量说法不一的主要原因。本章对于各经录中有关佛陀跋陀罗译经数量的记载做了对照，得出有关佛陀跋陀罗的译经数量是十九部的结论。本章将佛陀跋陀罗的译经做了分类，并对其中有问题的内容予以说明。接着，本章对佛陀跋陀罗的部分有代表性的译经进行了剖析。最后，本章论述了佛陀跋陀罗的译经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译经有利于涅槃思想、如来藏思想、华严思想、净土思想和密教思想等在汉地的传播，并为后世众多宗派和学派的创立和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等方面。
世界佛教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需要关注像佛陀跋陀罗这样的跨国僧侣的弘法活动。佛陀跋陀罗不仅在历史上为天竺佛教的存续和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贡献，直至今日仍是中尼、中印文化交往的主题内容，和深化中尼、中印友谊的纽带。
像佛陀跋陀罗这样一位来汉地的外籍高僧，他的经历丰富多彩，他在戒、定、慧等方面表现突出，其所继承和弘扬的佛学内容博大精深，他弘法的地区很多，而他对中国佛教史的影响和贡献深远而巨大，对佛陀跋陀罗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佛陀跋陀罗，而且对于中国佛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均有促进作用。毫无疑问，佛陀跋陀罗的研究既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化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