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产业数字化升级和经济变革,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互联网平台成为了新型的生产组织,互联网平台的兴起提高了社会对劳动力的利用,增强了社会吸纳就业能力。研究互联网平台下的劳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互联网平台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认识劳资关系在新时代新型就业形式下的新特点,对推动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平台作为新型的生产组织,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创造了以平台为核心的新型就业群体,互联网平台不仅在创造就业方面做出了增量,同时也盘活了传统产业就业存量。因此,互联网平台下的劳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为了更好的理解互联网平台下的劳资关系,本文回归生产角度,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出发,对互联网平台这种生产组织形式进行分析,分析互联网平台下的技术特征和生产关系,对互联网平台下的劳资关系进行一个初步的总结,针对上述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尝试对数字时代下互联网平台劳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数字时代互联网平台的劳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网络空间的开辟和交往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根据这一逻辑,本文提出以下论题:即互联网平台劳资关系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数字时代互联网平台劳资关系具体演变机制是什么?这种劳资关系变化会带来什么影响?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围绕“数字时代”这一背景下互联网平台劳资关系展开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探讨的互联网平台下的劳资关系,在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存在,但它们由于制度差异在本质上具有区别,这种区别源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关系、价值取向上的区别,表现为社会主义下的劳资关系可以通过制度优势调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则无法调和。首先,本文梳理了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当前社会正处于迈向后工业社会、信息文明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与经济模式的融合发展也从零工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路径演进。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具体分析了数字时代下生产资料、劳动力要素和要素的组合方式新变化。可知,在数字时代,数据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占据核心地位发挥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劳动力要素在技术的进步下随着生产路径和资本路径分化为两个群体,互联网平台成为了全新的要素组合方式,呈现出生产空间扩张和雇佣形式灵活的特征。其次,本文对数字资本分析,指出数字资本以数字寡头企业形式存在,在数据要素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反馈效应的作用下,数字资本表现为寡头形式必然而然。接着对数字资本下的劳资关系进行分析,主要从寡头企业对数据资料的垄断、劳动力对数字资本的依附、工资形式和超额游戏下的利润分配、管理制度和监控手段下的劳动控制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具体而言,上述四个方面都在加强资本的力量,削弱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再次,本文针对数字时代的劳资关系变革进行分析,指出数字时代劳资关系呈现出劳动者分化程度加强、意识形态作用显著和资本对劳动占据优势地位三个主要趋势,这些变革是基于数字时代下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造成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技术进步从来不是在真空下进行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发展,在当前,分工下的双重路径、金融资本造成劳动者收入差距增加都在分化劳动者群体,消费主义掩盖了劳资关系中的不平等,将文化符号带入到日常的消费之中,最终造成了劳资关系中资本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最后,本文通过对成都市美团外卖骑手的走访调查,美团外卖下的外卖骑手符合本文所提出的相关特征,在看似灵活的工作模式下,外卖骑手被绑定在平台之上,通过充满美学符号的计件工资形式,刺激骑手加入到超额游戏之中,通过各种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控制劳动过程。在平台的控制之下,骑手的诉求难以实现,平台利用信息垄断的地位,阶段性调整单价,骑手只能无奈的接受,延长劳动时间更为辛苦的工作。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建议是,通过政府完善相应法规遏制平台垄断定价权力、削弱平台的控制时,增强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建立有效的劳动者申诉维权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