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政治身份的建构,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深刻的意义。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对少数民族的相关工作始终伴随着国家的发展,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的主体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将更多的对本民族的归属慢慢转向对国家的归属。同时,少数民族政治身份的建构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对民族身份的渴求和对政治权利的守护,而是逐渐转向一种更高层次的具有包容性的国民身份的建构。在国民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国民个体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是基础,对各少数民族群体文化差异的尊重和认可,是国民身份包容性的体现。本篇论文通过对西北边陲黄泥堡裕固族乡追求民族身份过程的实地探求,可以发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少数民族政治身份变迁的缩影。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积极推进各地区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实现了每一阶段民族身份与国民身份的交错建构,其政治身份变迁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赋予人民政治权利,少数民族也通过国家给予的政治权利,主动参与政治生活;并通过民族识别及区域自治,确定少数民族名称,肯定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在国家、社会及自身的合力下,初步建构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这一阶段少数民族对自身的政治身份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第二个阶段是1958-1978年,人民公社的开展使得“农村人”的权利只能在新的组织中实现,而阶级成份的划分使得大部分少数民族村民受到阶级性的压迫,政治权利更是得不到体现;少数民族身份虽被国家经常提起,但无实际行动,加上社会对少数民族的认同弱化,此阶段民族身份建构不进反退,国民身份的建构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出现日渐淡化的趋势。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后,在国家对社会资源重新整合的环境下,身份建构重新燃起火苗。国家通过法律途径保障国民个体的权利与义务,少数民族的政治意识空前高涨,这一时期国民身份建构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依旧让符合自治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根据现实情况,还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重塑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基于少数民族政治身份的建构与转型历程,政治身份包括两重内涵,少数民族身份和国民身份。在民族身份塑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国民身份的塑造,将是少数民族政治身份建构的重中之重,与民族身份相比,国民身份更具包容性,又因国民身份的塑造是一个渐进式工程,所以任重而道远。现如今,国民身份的塑造不仅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且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着重要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