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典籍中,中国历史上的上古三代时期被描绘成了辉煌灿烂的盛世,黄帝、炎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也都是儒家经典中尊崇的圣王。自西周灭亡以后,儒家士大夫就渴望恢复三代时期的政治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封建王朝的正统学说,上古三代也成为历代王朝所尊崇的盛世典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也成为儒家士大夫的理想追求。清朝入主中原后,由于其异族身份,清王朝的统治合法受到了挑战。为了弥补统治合法性的缺陷,清王朝对儒家尊崇的上古三代圣王进行了高规格的祭祀,并利用儒家的道统话语体系论证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清朝的帝王也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将“回向三代”之治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道咸时期,由于清王朝的衰落,经世派士大夫希望通过恢复三代时期的井田制、乡饮酒礼、痒序制度来重振政治。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后,洪秀全利用上古三代附会基督教教义,使得太平天国起义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应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挑战,曾国藩等儒家士大夫打着维护尧、舜、禹、周、文、武、周、孔所传道统的旗帜与之相对抗,并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第一次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洋务派展开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为了调和中学与西学的矛盾,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们希望通过西学来捍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传道统,并以此减少引进西学的阻力;反洋务的保守派官僚士大夫则打着捍卫儒家道统的旗帜,坚守夷夏之防,反对洋务派引进西学。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肆意解读儒家经典,他用“通三统,张三世”的理论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从而运用托古改制的方式为戊戌变法寻找理论依据;但是维新派人士利用今文经学肆意解读上古三代的历史,也导致儒家经典失去了权威性,为之后疑古思潮大行其道埋下了伏笔。清末新政期间,主张立宪的地主乡绅为了推进立宪进程,利用上古三代的政治制度附会西方民主宪政制度,孙诒让的《周礼政要》就是典型代表。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利用国人对上古三代时期黄帝、炎帝、尧、舜、禹等圣王的崇拜心理,大搞排满宣传,以实现其民族革命的目的。清末民初,国人对上古三代的崇拜信仰开始瓦解,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来源于道统而是来自于民主,学界关注的重心也由儒家经学转为了诸子学。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张勋为了实现复辟帝制的政治野心,又打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旗帜收拢人心,但是晚清的科举改革使得儒家的经书教育受到了严重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已不再迷信儒家经典中所描绘的上古三代。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进步青年对以上古三代崇拜为代表的复古思想大加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取代了对儒家经典中上古三代盛世的崇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国人对上古三代这段历史的尊崇具备了新的时代意义。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国人对上古三代这段历史的崇拜之情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基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