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为了应对时局,遵循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在法律方面进行了修律活动。1904年颁布的《钦定大清商律》既是中国商法近代化的起点,也是中国法律近代转型中的首部法律。清末修律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很多商事法律基本是移植西方,导致了先进的商法体系与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本土商事习惯之间产生严重的冲突。民国建立后,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既重视吸取西方商法中利于本国商事发展的积极因子,又看到中国本土商事习惯在中国商事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在立法机关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大理院通过作出商事判例及解释例的方式,释明疑义、调和矛盾、融贯西理。民国建立初期,时局动荡,百废待兴,政府未能及时制定新的商事法律,农商部只得将清政府制定的相关商事法律稍加修改后颁布适用,现行商事法律既不完善又疑义颇多,为此大理院一方面作出判例弥补法律不备,一方面作出解释例解答疑惑,在那样一个新旧法律急剧更替的社会背景下,缓解了商事法律移植对中国传统商事实践的冲击。民国初期大理院针对商事法律而作出的解释例和判决例最实质的作用在于其搭建起西方抽象商事法律规则与中国具体商事案件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理院的商事解释例和判决例对中国商法的近代化有着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判例不是法的渊源,但是不能否认判例在现实商事实践中对处理新型的、疑难复杂的商事案件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