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也带动了重庆电影业的发展,使重庆与上海、香港三足鼎立,代表着抗战电影的最新走向。电影院作为电影放映的主要场所,是重庆城市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也是考察重庆城市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本文共五章节,分三个板块。第一板块,即第一章,研究战时重庆的电影院与城市空间及市容市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重庆就设立了专门的电影放映场所,但数量少、规模小、陈设简单且集中在商业街区。1937年之后,大量外来人口迁到重庆,电影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市内各区,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建筑装潢更加美观,放映设备也更加先进。根据电影票价格和消费群体的不同,电影院被划分为不同等级,一等有国泰大戏院、新川大戏院、陪都大戏院;二等是唯一戏院;三等有新环球电影院、青年会民众电影院;更次者便是大新明戏院、上江戏院。不同等级的电影院,在地理位置、外在的建筑装饰、内部的放映设备和观影氛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第二板块,即第二、三、四章,研究战时重庆电影院的经济、政治、文化功能及其活动。电影院作为城市的一部分,是城市功能的体现,是城市发展的一种标志,电影院不同类型的活动代表着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功能。其中:第二章着重于重庆电影院的经济功能及其活动。电影院日常的经营活动及在经营活动中与政府的互动是城市经济功能的体现。电影院的组织管理方式表现了战时重庆企业的管理水平;电影院的营收展现了战时重庆娱乐业和经济的发展水平;限制性政策的出台则透露出战时重庆的经济政策和经营环境。第三章关注的是重庆电影院的政治活动,从而挖掘电影院的政治功能。在电影院召开的会议、举行的抗战活动、募捐;重庆市政府各部门以及电影检查所对电影院建筑、电影票价格、营业时间、经营业务及影片题材的管理,将城市的政治功能展现的淋漓尽致,这也是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借助电影院举办的会议、抗战活动和募捐活动,既达到了主办方的目的,又赋予了电影院政治功能。面对政府部门对电影院出台的限制性政策,影院负责人的选择——申诉或者直接抗争,让我们看到了权力在执行中的博弈,从更深的层面体现了电影院的政治功能。第四章探讨重庆电影院的文化活动,进一步分析电影院的文化功能。电影院的核心业务是放映电影,这一时期放映的电影,题材丰富多样,既有经典的爱情故事片,也有鼓舞士气的战争片,极具现实意义的教育片,幽默感十足的喜剧故事片,充满想象力的科幻片和天真烂漫的儿童片等。这些影片凸显的主题、弘扬的价值观,反映了战时官方的价值导向和重庆市民的文化意识。电影院除了是一个电影放映场所外,还是一个宣传场所,各机关单位在电影院内放映的标语,一方面向市民传达了政策信息,另一方面也向民众输入了官方的主流意识。此外,电影院也是一个活跃的文化中心,不少文化界人士利用电影院提供的空间举办展览、演讲等事宜,展现了战时重庆文化事业的发展水平。不同主题的影片、标语和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共同营造了战时重庆的文化氛围,赋予电影院文化功能。第三板块,即第五章。将目光聚焦于经营电影院的经理和看电影的观众。电影院是一个提供娱乐的场所,电影院的经营者和观众常年活跃于内,他们是电影院和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电影院经营者的阅历、视野决定了电影院经营的成败,也代表了城市的部分群体。夏云瑚在战时资助艺术家、经营电影院、创办影业公司,帮助不少娱乐营业场所摆脱了困境,推动了电影事业的发展。通过夏云瑚,可以看到在国难面前,一位普通影院经理的时代担当。观众关系着电影院生存与否的问题,他们在电影院内的一举一动反映着城市的秩序及文明程度。尽管在战时重庆的电影院内逃票、占座、喧闹、肢体冲突的现象屡见不鲜,然而在社会的引导和政权的规训下,也能看到秩序的建立和文明的曙光。本文认为,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电影院作为重庆城市的组成部分,既反映着城市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又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时代特征。战时重庆的电影院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这座城市的缩影。在抗战的背景下,电影院的地理分布打破了原有格局;经济、政治、文化及人的活动,一边反映着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文景象,一边又塑造着这座城市在在这一时期的城市风格,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适应并作出改变,推动城市发展,提高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