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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为他的“罪”而受到了至今生死未卜的“罚”。但我们各个市场参与主体，以及我们各类监管机构，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市场交易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缺失，一定得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能完善吗？
2000年12月27日，中科创业第三个跌停板了，吕梁来电话让我中午前去他家。这是一个新的手机号码。从中科创业跌停起，他原来的两个手机即已关机，朋友们又一般不知道他家的电话号码。
到北辰花园别墅。他知道我进来了，却未抬头，继续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桌上一盘满满的黄瓜条和樱桃西红柿已没了光泽和湿润。在写字台前坐定，沉默，铅一样重的沉默。
他抬头，两眼血红，却莞尔笑道：“昨夜我刚从X办回来。”他说出了一个让我闻之色变的顶级大人物的名字，“他让我站出来诉诸媒体承担责任”。我不敢相信他所言真伪，但过去的确在他那儿见过顶级大人物们的公子。
“那样既对你个人不利，也会引起股市的进一步混乱，媒体再一炒作，股市岂不让人觉得更加乌烟瘴气？”我还是为他的反常担忧。
“你不懂政治……”他不再解释，转身拿出一叠稿纸，“这是我坐庄中科创业的所有内幕，刚写了十几页，你先看看，可以在你们杂志发表。”
“南美洲一只蝴蝶扑闪一下翅膀，经过一系列连锁反应，居然引起大洋彼岸的一场风暴……”吕梁的文字很精到，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蝴蝶效应”的概念。他还是那样“高瞻远瞩”，他以为中国股市将以他的崩溃为契机开始一场市场震荡，从而结束庄股时代。从中科创业起到2004年夏天德隆系的崩溃，一个违规却普遍不觉得违规的庄股时代真真结束了，而市场付出的代价是市值损失近50%，熊市持续四年之久。
读吕梁这十几页文字时，我更为作庄内幕津津乐道，却没觉出他将导致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此后几天在与参与坐庄另一大牛股“亿安科技”的熟人相谈时，他说：“一个时代结束了，老吕公开跳出来，兔死狐悲，其他庄早晚完蛋。”这家伙从此便消失了，数年后听说他在南中国的某个小城做私立教育。
吕梁的文字讲述的是中科创业崩溃的偶然性。他与深圳大户朱焕良联合坐庄中科创业，两人合计投入现金十几亿，包括理财盘、透支盘在内控制了中科创业80%以上的流通股。吕梁一直想装进公司的优质资产偏偏好事多磨，朱焕良有些耐不住，想出一部分股票。但联合锁庄，谁都知道大比例抛售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又都怕对方“背信弃义”先下手为强。这时的“意外”是吕梁的主要合伙人董某因另一起银行诈骗案被拘，而董某作为坐庄知情者，自会有不少的“老鼠仓”，他一被抓，他的亲友便不由分说抛股票。股价一下跌，朱焕良那边的反应是你老吕不让我抛你先抛了——凭吕梁怎么解释也难让朱焕良确信，至少你吕梁的人有这么大的“老鼠仓”也是你失控。再往后吕梁就打不通朱焕良电话了，再往后吕梁也“技术性”地一开盘即以巨量封住跌停板让谁也跑不掉。于是中科创业直到11个跌停板才止住。
但他所言的“偶然性”实在是命定在必然性之中。董某不出事，他与朱焕良的合作也已危如累卵，根本上讲还是这种不顾公司基本面只把股票控盘成所谓“财务工具”的模式是谬误的。但谬误的模式却从1999年风起，到2001年达到几乎“无股不庄”的极致，而且是非颠倒，那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市场中人都在研究如何跟庄，如何打探庄家的成本线目标位，更有一系列诸如《与庄共舞》、《战胜庄家》等“专著”风行于市。
吕梁当然是有罪的，并且他为他的“罪”而受到了至今生死未卜的“罚”。但我们那个时期各个市场参与主体，包括机构投资人和个人大户、上市公司和营业部为主的中介机构（主要起到操作违规资金的中介作用），甚至我们各类监管机构，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市场交易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缺失，一定得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能完善吗？
温故察新吧。
2000年12月27日，中科创业第三个跌停板了，吕梁来电话让我中午前去他家。这是一个新的手机号码。从中科创业跌停起，他原来的两个手机即已关机，朋友们又一般不知道他家的电话号码。
到北辰花园别墅。他知道我进来了，却未抬头，继续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桌上一盘满满的黄瓜条和樱桃西红柿已没了光泽和湿润。在写字台前坐定，沉默，铅一样重的沉默。
他抬头，两眼血红，却莞尔笑道：“昨夜我刚从X办回来。”他说出了一个让我闻之色变的顶级大人物的名字，“他让我站出来诉诸媒体承担责任”。我不敢相信他所言真伪，但过去的确在他那儿见过顶级大人物们的公子。
“那样既对你个人不利，也会引起股市的进一步混乱，媒体再一炒作，股市岂不让人觉得更加乌烟瘴气？”我还是为他的反常担忧。
“你不懂政治……”他不再解释，转身拿出一叠稿纸，“这是我坐庄中科创业的所有内幕，刚写了十几页，你先看看，可以在你们杂志发表。”
“南美洲一只蝴蝶扑闪一下翅膀，经过一系列连锁反应，居然引起大洋彼岸的一场风暴……”吕梁的文字很精到，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蝴蝶效应”的概念。他还是那样“高瞻远瞩”，他以为中国股市将以他的崩溃为契机开始一场市场震荡，从而结束庄股时代。从中科创业起到2004年夏天德隆系的崩溃，一个违规却普遍不觉得违规的庄股时代真真结束了，而市场付出的代价是市值损失近50%，熊市持续四年之久。
读吕梁这十几页文字时，我更为作庄内幕津津乐道，却没觉出他将导致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此后几天在与参与坐庄另一大牛股“亿安科技”的熟人相谈时，他说：“一个时代结束了，老吕公开跳出来，兔死狐悲，其他庄早晚完蛋。”这家伙从此便消失了，数年后听说他在南中国的某个小城做私立教育。
吕梁的文字讲述的是中科创业崩溃的偶然性。他与深圳大户朱焕良联合坐庄中科创业，两人合计投入现金十几亿，包括理财盘、透支盘在内控制了中科创业80%以上的流通股。吕梁一直想装进公司的优质资产偏偏好事多磨，朱焕良有些耐不住，想出一部分股票。但联合锁庄，谁都知道大比例抛售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又都怕对方“背信弃义”先下手为强。这时的“意外”是吕梁的主要合伙人董某因另一起银行诈骗案被拘，而董某作为坐庄知情者，自会有不少的“老鼠仓”，他一被抓，他的亲友便不由分说抛股票。股价一下跌，朱焕良那边的反应是你老吕不让我抛你先抛了——凭吕梁怎么解释也难让朱焕良确信，至少你吕梁的人有这么大的“老鼠仓”也是你失控。再往后吕梁就打不通朱焕良电话了，再往后吕梁也“技术性”地一开盘即以巨量封住跌停板让谁也跑不掉。于是中科创业直到11个跌停板才止住。
但他所言的“偶然性”实在是命定在必然性之中。董某不出事，他与朱焕良的合作也已危如累卵，根本上讲还是这种不顾公司基本面只把股票控盘成所谓“财务工具”的模式是谬误的。但谬误的模式却从1999年风起，到2001年达到几乎“无股不庄”的极致，而且是非颠倒，那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市场中人都在研究如何跟庄，如何打探庄家的成本线目标位，更有一系列诸如《与庄共舞》、《战胜庄家》等“专著”风行于市。
吕梁当然是有罪的，并且他为他的“罪”而受到了至今生死未卜的“罚”。但我们那个时期各个市场参与主体，包括机构投资人和个人大户、上市公司和营业部为主的中介机构（主要起到操作违规资金的中介作用），甚至我们各类监管机构，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市场交易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缺失，一定得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能完善吗？
温故察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