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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上杂言
[宋]陆游
溪上之丘吾可以休。溪中之舟吾可以游。一裘虽弊可度风雪虐，一箪虽薄未有旦夕憂。愧于此心鼎食其敢饱，负其所学蝉冕增吾羞。古人谁谓不可见。黄卷犹能睹生面。百谷薿薿知稷功，九州茫茫开禹甸。巍巍成功亦何有。治乱但如翻覆手。逢时皆可致唐虞，比身管乐宁非苟。树桑酿酒蕃鸡豚。是中端有王业存。一朝遇合得施设，千载始知吾道尊。
关于“逢时皆可致唐虞，比身管乐宁非苟”
朱东润先生《陆游选集》：“[唐、虞]相传是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比身句]管指管仲，辅助齐桓公成为霸主;乐音悦，指乐毅，辅助燕昭王打垮齐国。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后来辅助刘备，造成三分中国的形势。陆游说自比管乐，岂不是太苟且了？应当树立恢复中原的信心，不当止顾一隅。”（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
按：这里的“唐虞”，主要还是指人，即唐尧、虞舜，儒家所推崇的上古时代的圣君。“致唐虞”，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意。在陆游看来，管仲的功业只不过是使齐桓公当上了春秋时诸侯国的霸主，乐毅的成就只不过是使燕昭王取得了大破齐国的军事胜利，都算不了什么。诸葛亮以管、乐自比，标准未免定得太低。而陆游的理想，则是要像杜甫所提出的那样，辅佐君王，使之超过尧和舜。他认为，只要生逢其时，得到施展的机会，这伟大的抱负是能够做到的。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载，神宗曾问安石：“唐太宗何如？”安石答道：“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又载，神宗对安石说：“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却说：“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卨;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陆游这两句诗的意思以及表达的方式，都与王安石所言相似，可以参看。
晋宁感兴
[金]朱自牧
莫将官况说葭芦。一味萧条称鄙夫。老圃不禁蔬代肉，樵丁还喜炕连厨。儿音半已渐秦晋，乡信无因接鲁洙。三见秋风落庭树，年年归意负莼鲈。
关于“儿音半已渐秦晋”
邓绍基先生《金元诗选》：“唐代贺知章《回乡偶书》中说‘乡音无改鬓毛衰’，而此诗却写‘儿音半已渐秦晋’……儿音：儿时之音，犹乡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按：邓先生此说，缺乏文献依据，恐难以成立。
笔者以为，此“儿”当解作“儿童”。这里指自己家的孩子们。少年儿童接受他乡语音的能力较强，而成人则否。因此，这里不是说自己的口音，而是说孩子们的口音发生了变化。诗人本贯棣州厌次（在今山东滨州境内），此时在晋宁州（今山西佳县）做官。说孩子们的山东口音已杂染了陕西、山西口音，是慨叹在他乡淹留时间太长的意思。宋陆游《客去追记坐间所言》诗：“征西幕罢几经春。叹息儿音尚带秦。”清赵执信《池上归兴》诗四首其二：“郊居风味赋来真。不道元非土著身。尽室儿童音语换，比邻鸡狗应声驯。”情况类似，可以参看。
又，宋陈藻《过海丰》诗：“梅花结子已红青。归路犹愁一月程。忽听儿音乡语熟，不知方到海丰城。”此处“儿音”，略同于宋释觉范《秀江逢石门徽上人将北行乞食而予方南游衡岳作此送之》诗：“忽闻儿童音，乃知身是客。”可证“儿”即“儿童”，与上文所举诸例的区别，仅在于不是自己家的孩子而已。
蜀国弦
[明]刘基
胡笳拍断玄冰结。湘灵曲终斑竹裂。为君更奏蜀国弦。一弹一声飞上天。蜀国周遭五千里。峨眉岧岧连玉垒。岷嶓出水作大江，地砉天浮戒南纪。舒为五色朝霞晖。惨为虎豹嗥阴霏。翕为千嶂云雨入，嘘为百里雷霆飞。白盐雪消春水满。谷鸟相呼锦城暖。巴姬倚歌汉女和，杨柳压桥花纂纂。铜梁翠气通青蛉。碧鸡啼落天上星。山都号风寡鹄泣，杜鹃呜咽愁幽冥。商悲羽怒听未了。穷猿三声巫峡晓。瞿塘喷浪翻九渊，倒泻流泉喧木杪。楼头仲宣羁旅客。故乡渺渺音尘隔。含凄更听蜀国弦，不待天明头尽白。
关于“地砉天浮戒南纪”
羊春秋先生《明诗三百首》：“戒南纪：到了西南的尽头。戒，到;纪，极，尽头。”（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页）
按：此“戒”不当训“到”，而当训“界”。《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一：“而一行（按，即唐僧一行，中国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厎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所谓“两戒”，即“两界”。
此“纪”亦不当训“极”。所谓“南纪”，犹言南方。如杜甫《后苦寒》诗二首其一：“南纪巫庐瘴不绝。太古以来无尺雪。”杜牧《奉送中丞姊夫俦自大理卿出镇江西叙事书怀因成十二韵》诗：“惟帝忧南纪，搜贤与大藩。”宋司马光《梅都官尧臣挽辞》二首其二：“南纪光华减，中朝俊秀贫。”刘敞《寄襄阳舅氏龙图》诗：“南纪山川殊壮丽，高阳宾客故风流。”刘攽《苦热》诗二首其二：“炎晖共兹世，南纪独何偏。”黄庭坚《贵池》诗：“横云初抹漆，烂漫南纪黑。”明宋濂《宋铙歌鼓吹曲》十二首其十《拓闽关》：“闽关屹南纪，上应牛女星。”张以宁《送馆主朝宪使之淮西四十韵》诗：“南纪孤飞隼，中台一角麟。”谢肃《江阴江舟中次钱塘赵用行韵》诗：“江堑雄南纪，河流带北方。”童冀《读磨崖碑》诗：“朅来薄宦向南纪，叶舟夜泊清湘湄。”皆是其例。
要之，刘基此诗所谓“戒南纪”，承上“岷嶓出水作大江”而来，是说长江界定了南方。或者说，长江是中国腹地与南方的分界线。
鸳湖曲
[清]吴伟业
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轻靴窄袖娇装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鸲鹆。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关于此诗本事
黄寿祺先生等《清诗选》：“这首诗通过明末佞臣吴昌时凭借权势、显赫骄横、纵情声色，但转眼成空的事，感叹富贵无常的现象。吴昌时，明末嘉兴人，崇祯时，得首相周延儒之力，擢吏部文选郎，结交宦官，把持朝政。不久，周延儒罢职自杀，吴昌时处斩。事见《明史·周延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按：此说大体允当，但在细节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出入。
其一，吴昌时的官职，《明史》卷三八《奸臣·周延儒传》所载为“文选郎”，卷二五四《郑三俊传》所载为“文选”“郎中”。考《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吏部》载：“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文选掌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事，以赞尚书。”则其正式官名当为“吏部文选司郎中”。
其二，所谓吴昌时“把持朝政”。《明史·周延儒传》载：“昌时，嘉兴人。有干材，颇为东林（按，东林党）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通厂卫，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把持朝官”，是“控制朝官”的意思。由于吴氏是吏部文选司郎中，有赞助吏部尚书迁升、改调官吏的职权，掌握着朝官们的前程、命运，因而能够控制他们。注者改一字作“把持朝政”，便不符合事实了。吴氏只是吏部所属职能司的一个正五品的中级官员，如何能够“把持朝政”？当然，由于他是首相的亲信，又与宦官交通，间接地“干预朝政”还是可能的。但这与“把持朝政”还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关于“周延儒罢职自杀”。《明史·周延儒传》载：“已而御史蒋拱辰劾吴昌时赃私巨万，大抵牵连延儒，而中言昌时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机密，重贿入手，辄预揣温旨告人。给事中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按，崇祯）怒甚，御中左门，亲鞫昌时，折其胫，无所承，怒不解。拱辰面讦其通内，帝察之有迹，乃下狱论死，始有意诛延儒。初，薛国观赐死，谓昌时致之。其门人魏藻德新入阁有宠，恨昌时甚，因与陈演共排延儒。养性复腾蜚语。帝遂命尽削延儒职，遣缇骑逮入京师。时旧辅王应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应熊先入，冀为请。帝知之，应熊既抵京，命之归。延儒至，安置正阳门外古庙，上疏乞哀，不许。法司以戍请，同官申救，皆不许。（崇祯十六年）冬十二月，昌时弃市，命勒延儒自尽，籍其家。”又《乾隆吳江县志》卷五七《旧事》二载：“既而御史蒋拱辰劾昌时赃私巨万，事多连延儒，并言内通中官，漏泄禁密事。帝震怒，御中左门，亲鞫之，遂下狱论死，且始有诛延儒意。时魏藻德新入阁有宠，谓其师薛国观之赐死，昌时实致之，恨昌时甚，因与陈演共排延儒。掌锦衣卫骆养性复腾蜚语。帝遂命尽削延儒职，勒其自尽，而昌时弃市。”据此，则延儒并非一般性的因“罢职”而“自杀”，而是被削尽官职，逮捕入京，勒令自尽。
关于“画鼓队催桃叶伎”
黄寿祺先生等《清诗选》：“画鼓队：乐队。”（同上）
按：现代汉语之所谓“乐队”，是音乐演奏团队。中国古代并无“乐队”这一名目。这里所说的“队”，是“队舞”，即多人表演的一种舞蹈形式。明沈德符《顾曲杂言·舞名》：“宋时……所谓女童队、小儿队、教坊队者，已仿佛今世。”《宋史》卷一四二《乐志》一七载，“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其“小儿队”，一曰“柘枝队”，二曰“剑器队”，三曰“婆罗门队”，四曰“醉胡腾队”，五曰“诨臣万岁乐队”，六曰“儿童感圣乐队”，七曰“玉兔浑脱队”，八曰“异域朝天队”，九曰“儿童解红队”，十曰“射雕回鹘队”。其“女弟子队”，一曰“菩萨蛮队”，二曰“感化乐队”，三曰“抛球乐队”，四曰“佳人剪牡丹队”，五曰“拂霓裳队”，六曰“采莲队”，七曰“凤迎乐队”，八曰“菩萨献香花队”，九曰“彩云仙队”，十曰“打球乐队”。“队舞”之制，可见一斑。吴伟业诗此句，实为倒装，正常语序应是“画鼓催桃叶伎队”。它描写的是：画鼓敲奏起来，紧接着艺伎们就成队出场表演舞蹈。
关于“闻笛休嗟石季伦”
黄寿祺先生等《清诗选》：“闻笛，嵇康精于音乐，死后，友人向秀行经其旧居，听到邻人在吹笛，追思昔日两人游宴之好，作《思旧赋》。石崇，字季伦，晋代的豪富，被赵王伦所杀。见《晋书·石崇传》。”（同上，第34—35页）
按：三国魏向秀《思旧赋序》：“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其赋仍有“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语。可见向秀所“思”之“旧”，乃嵇、吕二人，并非嵇康一人。这只是一个小失误，顺带提出，予以辨证。
注者此说最大的失误，在于引证不当，类比不伦。向秀与嵇康、吕向二人的政治倾向较接近。嵇、吕二人之所以被当政的司马昭集团杀害，是由于他们不肯与该集团合作，被该集团视为异己。而吴伟业与吴昌时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关系，也谈不上有多么深的私人交情。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五《鸳湖感旧》诗小序云：“予曾过吴来之（按，昌时字）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可见诗人只是在嘉兴鸳湖受到过吴昌时的款待，在他家的园林别墅中喝过酒，观赏过他家音乐歌舞伎的演出而已。因此，本篇对昌时的死并未表现出如同向秀对嵇康、吕向那样沉痛的哀悼，只说“闻笛休嗟石季伦”，而非“闻笛但悲嵇叔夜”（嵇康字叔夜）。有什么理由断定“闻笛”是用向秀《思旧赋》呢？
笔者以为，要正确解读“闻笛”句，须征引《晋书》卷三三《石崇传》：“时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时在金谷别馆，方登凉台，临清流，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被罗縠，曰：‘在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则丽矣，然本受命指索绿珠，不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崇、建亦潜知其计，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充、齐王冏以图伦、秀。秀觉之，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崇母兄妻子无少长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就豪富奢侈且不得善终这两点而言，吴昌时与石崇具有可比性，故诗人以“石季伦”指称他。而石崇的死是因为得罪了孙秀，得罪孙秀是因为舍不得爱妓绿珠，舍不得绿珠是因为她“美而艳，善吹笛”。“闻笛休嗟石季伦”句的构思逻辑正在这里。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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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陆游
溪上之丘吾可以休。溪中之舟吾可以游。一裘虽弊可度风雪虐，一箪虽薄未有旦夕憂。愧于此心鼎食其敢饱，负其所学蝉冕增吾羞。古人谁谓不可见。黄卷犹能睹生面。百谷薿薿知稷功，九州茫茫开禹甸。巍巍成功亦何有。治乱但如翻覆手。逢时皆可致唐虞，比身管乐宁非苟。树桑酿酒蕃鸡豚。是中端有王业存。一朝遇合得施设，千载始知吾道尊。
关于“逢时皆可致唐虞，比身管乐宁非苟”
朱东润先生《陆游选集》：“[唐、虞]相传是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比身句]管指管仲，辅助齐桓公成为霸主;乐音悦，指乐毅，辅助燕昭王打垮齐国。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后来辅助刘备，造成三分中国的形势。陆游说自比管乐，岂不是太苟且了？应当树立恢复中原的信心，不当止顾一隅。”（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
按：这里的“唐虞”，主要还是指人，即唐尧、虞舜，儒家所推崇的上古时代的圣君。“致唐虞”，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意。在陆游看来，管仲的功业只不过是使齐桓公当上了春秋时诸侯国的霸主，乐毅的成就只不过是使燕昭王取得了大破齐国的军事胜利，都算不了什么。诸葛亮以管、乐自比，标准未免定得太低。而陆游的理想，则是要像杜甫所提出的那样，辅佐君王，使之超过尧和舜。他认为，只要生逢其时，得到施展的机会，这伟大的抱负是能够做到的。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载，神宗曾问安石：“唐太宗何如？”安石答道：“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又载，神宗对安石说：“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却说：“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卨;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陆游这两句诗的意思以及表达的方式，都与王安石所言相似，可以参看。
晋宁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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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将官况说葭芦。一味萧条称鄙夫。老圃不禁蔬代肉，樵丁还喜炕连厨。儿音半已渐秦晋，乡信无因接鲁洙。三见秋风落庭树，年年归意负莼鲈。
关于“儿音半已渐秦晋”
邓绍基先生《金元诗选》：“唐代贺知章《回乡偶书》中说‘乡音无改鬓毛衰’，而此诗却写‘儿音半已渐秦晋’……儿音：儿时之音，犹乡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按：邓先生此说，缺乏文献依据，恐难以成立。
笔者以为，此“儿”当解作“儿童”。这里指自己家的孩子们。少年儿童接受他乡语音的能力较强，而成人则否。因此，这里不是说自己的口音，而是说孩子们的口音发生了变化。诗人本贯棣州厌次（在今山东滨州境内），此时在晋宁州（今山西佳县）做官。说孩子们的山东口音已杂染了陕西、山西口音，是慨叹在他乡淹留时间太长的意思。宋陆游《客去追记坐间所言》诗：“征西幕罢几经春。叹息儿音尚带秦。”清赵执信《池上归兴》诗四首其二：“郊居风味赋来真。不道元非土著身。尽室儿童音语换，比邻鸡狗应声驯。”情况类似，可以参看。
又，宋陈藻《过海丰》诗：“梅花结子已红青。归路犹愁一月程。忽听儿音乡语熟，不知方到海丰城。”此处“儿音”，略同于宋释觉范《秀江逢石门徽上人将北行乞食而予方南游衡岳作此送之》诗：“忽闻儿童音，乃知身是客。”可证“儿”即“儿童”，与上文所举诸例的区别，仅在于不是自己家的孩子而已。
蜀国弦
[明]刘基
胡笳拍断玄冰结。湘灵曲终斑竹裂。为君更奏蜀国弦。一弹一声飞上天。蜀国周遭五千里。峨眉岧岧连玉垒。岷嶓出水作大江，地砉天浮戒南纪。舒为五色朝霞晖。惨为虎豹嗥阴霏。翕为千嶂云雨入，嘘为百里雷霆飞。白盐雪消春水满。谷鸟相呼锦城暖。巴姬倚歌汉女和，杨柳压桥花纂纂。铜梁翠气通青蛉。碧鸡啼落天上星。山都号风寡鹄泣，杜鹃呜咽愁幽冥。商悲羽怒听未了。穷猿三声巫峡晓。瞿塘喷浪翻九渊，倒泻流泉喧木杪。楼头仲宣羁旅客。故乡渺渺音尘隔。含凄更听蜀国弦，不待天明头尽白。
关于“地砉天浮戒南纪”
羊春秋先生《明诗三百首》：“戒南纪：到了西南的尽头。戒，到;纪，极，尽头。”（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页）
按：此“戒”不当训“到”，而当训“界”。《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一：“而一行（按，即唐僧一行，中国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厎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所谓“两戒”，即“两界”。
此“纪”亦不当训“极”。所谓“南纪”，犹言南方。如杜甫《后苦寒》诗二首其一：“南纪巫庐瘴不绝。太古以来无尺雪。”杜牧《奉送中丞姊夫俦自大理卿出镇江西叙事书怀因成十二韵》诗：“惟帝忧南纪，搜贤与大藩。”宋司马光《梅都官尧臣挽辞》二首其二：“南纪光华减，中朝俊秀贫。”刘敞《寄襄阳舅氏龙图》诗：“南纪山川殊壮丽，高阳宾客故风流。”刘攽《苦热》诗二首其二：“炎晖共兹世，南纪独何偏。”黄庭坚《贵池》诗：“横云初抹漆，烂漫南纪黑。”明宋濂《宋铙歌鼓吹曲》十二首其十《拓闽关》：“闽关屹南纪，上应牛女星。”张以宁《送馆主朝宪使之淮西四十韵》诗：“南纪孤飞隼，中台一角麟。”谢肃《江阴江舟中次钱塘赵用行韵》诗：“江堑雄南纪，河流带北方。”童冀《读磨崖碑》诗：“朅来薄宦向南纪，叶舟夜泊清湘湄。”皆是其例。
要之，刘基此诗所谓“戒南纪”，承上“岷嶓出水作大江”而来，是说长江界定了南方。或者说，长江是中国腹地与南方的分界线。
鸳湖曲
[清]吴伟业
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轻靴窄袖娇装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鸲鹆。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关于此诗本事
黄寿祺先生等《清诗选》：“这首诗通过明末佞臣吴昌时凭借权势、显赫骄横、纵情声色，但转眼成空的事，感叹富贵无常的现象。吴昌时，明末嘉兴人，崇祯时，得首相周延儒之力，擢吏部文选郎，结交宦官，把持朝政。不久，周延儒罢职自杀，吴昌时处斩。事见《明史·周延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按：此说大体允当，但在细节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出入。
其一，吴昌时的官职，《明史》卷三八《奸臣·周延儒传》所载为“文选郎”，卷二五四《郑三俊传》所载为“文选”“郎中”。考《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吏部》载：“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文选掌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事，以赞尚书。”则其正式官名当为“吏部文选司郎中”。
其二，所谓吴昌时“把持朝政”。《明史·周延儒传》载：“昌时，嘉兴人。有干材，颇为东林（按，东林党）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通厂卫，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把持朝官”，是“控制朝官”的意思。由于吴氏是吏部文选司郎中，有赞助吏部尚书迁升、改调官吏的职权，掌握着朝官们的前程、命运，因而能够控制他们。注者改一字作“把持朝政”，便不符合事实了。吴氏只是吏部所属职能司的一个正五品的中级官员，如何能够“把持朝政”？当然，由于他是首相的亲信，又与宦官交通，间接地“干预朝政”还是可能的。但这与“把持朝政”还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关于“周延儒罢职自杀”。《明史·周延儒传》载：“已而御史蒋拱辰劾吴昌时赃私巨万，大抵牵连延儒，而中言昌时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机密，重贿入手，辄预揣温旨告人。给事中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按，崇祯）怒甚，御中左门，亲鞫昌时，折其胫，无所承，怒不解。拱辰面讦其通内，帝察之有迹，乃下狱论死，始有意诛延儒。初，薛国观赐死，谓昌时致之。其门人魏藻德新入阁有宠，恨昌时甚，因与陈演共排延儒。养性复腾蜚语。帝遂命尽削延儒职，遣缇骑逮入京师。时旧辅王应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应熊先入，冀为请。帝知之，应熊既抵京，命之归。延儒至，安置正阳门外古庙，上疏乞哀，不许。法司以戍请，同官申救，皆不许。（崇祯十六年）冬十二月，昌时弃市，命勒延儒自尽，籍其家。”又《乾隆吳江县志》卷五七《旧事》二载：“既而御史蒋拱辰劾昌时赃私巨万，事多连延儒，并言内通中官，漏泄禁密事。帝震怒，御中左门，亲鞫之，遂下狱论死，且始有诛延儒意。时魏藻德新入阁有宠，谓其师薛国观之赐死，昌时实致之，恨昌时甚，因与陈演共排延儒。掌锦衣卫骆养性复腾蜚语。帝遂命尽削延儒职，勒其自尽，而昌时弃市。”据此，则延儒并非一般性的因“罢职”而“自杀”，而是被削尽官职，逮捕入京，勒令自尽。
关于“画鼓队催桃叶伎”
黄寿祺先生等《清诗选》：“画鼓队：乐队。”（同上）
按：现代汉语之所谓“乐队”，是音乐演奏团队。中国古代并无“乐队”这一名目。这里所说的“队”，是“队舞”，即多人表演的一种舞蹈形式。明沈德符《顾曲杂言·舞名》：“宋时……所谓女童队、小儿队、教坊队者，已仿佛今世。”《宋史》卷一四二《乐志》一七载，“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其“小儿队”，一曰“柘枝队”，二曰“剑器队”，三曰“婆罗门队”，四曰“醉胡腾队”，五曰“诨臣万岁乐队”，六曰“儿童感圣乐队”，七曰“玉兔浑脱队”，八曰“异域朝天队”，九曰“儿童解红队”，十曰“射雕回鹘队”。其“女弟子队”，一曰“菩萨蛮队”，二曰“感化乐队”，三曰“抛球乐队”，四曰“佳人剪牡丹队”，五曰“拂霓裳队”，六曰“采莲队”，七曰“凤迎乐队”，八曰“菩萨献香花队”，九曰“彩云仙队”，十曰“打球乐队”。“队舞”之制，可见一斑。吴伟业诗此句，实为倒装，正常语序应是“画鼓催桃叶伎队”。它描写的是：画鼓敲奏起来，紧接着艺伎们就成队出场表演舞蹈。
关于“闻笛休嗟石季伦”
黄寿祺先生等《清诗选》：“闻笛，嵇康精于音乐，死后，友人向秀行经其旧居，听到邻人在吹笛，追思昔日两人游宴之好，作《思旧赋》。石崇，字季伦，晋代的豪富，被赵王伦所杀。见《晋书·石崇传》。”（同上，第34—35页）
按：三国魏向秀《思旧赋序》：“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其赋仍有“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语。可见向秀所“思”之“旧”，乃嵇、吕二人，并非嵇康一人。这只是一个小失误，顺带提出，予以辨证。
注者此说最大的失误，在于引证不当，类比不伦。向秀与嵇康、吕向二人的政治倾向较接近。嵇、吕二人之所以被当政的司马昭集团杀害，是由于他们不肯与该集团合作，被该集团视为异己。而吴伟业与吴昌时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关系，也谈不上有多么深的私人交情。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五《鸳湖感旧》诗小序云：“予曾过吴来之（按，昌时字）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可见诗人只是在嘉兴鸳湖受到过吴昌时的款待，在他家的园林别墅中喝过酒，观赏过他家音乐歌舞伎的演出而已。因此，本篇对昌时的死并未表现出如同向秀对嵇康、吕向那样沉痛的哀悼，只说“闻笛休嗟石季伦”，而非“闻笛但悲嵇叔夜”（嵇康字叔夜）。有什么理由断定“闻笛”是用向秀《思旧赋》呢？
笔者以为，要正确解读“闻笛”句，须征引《晋书》卷三三《石崇传》：“时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时在金谷别馆，方登凉台，临清流，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被罗縠，曰：‘在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则丽矣，然本受命指索绿珠，不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崇、建亦潜知其计，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充、齐王冏以图伦、秀。秀觉之，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崇母兄妻子无少长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就豪富奢侈且不得善终这两点而言，吴昌时与石崇具有可比性，故诗人以“石季伦”指称他。而石崇的死是因为得罪了孙秀，得罪孙秀是因为舍不得爱妓绿珠，舍不得绿珠是因为她“美而艳，善吹笛”。“闻笛休嗟石季伦”句的构思逻辑正在这里。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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