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6月1日，上海欢乐谷里满是孩子与家长。虽然连小徒弟刘莎莎都已经18岁，张树春还是决定去凑个热闹。他指着身后的付小芳，对刘莎莎说：“去，把你姐拽也得给我拽上车！”张树春指的是过山车。
一阵上下左右的翻滚和吱哇乱叫的恐惧后，付小芳再也不打算坐第二遍了。她感觉自己就像加了旋转被强力推出去的台球。
这天，3人没碰一下球杆，看到球状物也尽量不去联想。“可劲儿喊，把压力都给喊出来！”张树春希望付小芳和刘莎莎能通过刺激的玩耍释放平日里训练的痛苦，以及即将参赛的压力。他自己却没打算体验这些刺激玩意儿，因为恐高，也因为他得绷到比赛结束，那时他的压力才会自然清除。
几天后，付小芳一路“清台”，打进决赛。决赛中她9比3战胜卫冕冠军陈思明，获得2011年世界9球中国公开赛冠军。继去年在沈阳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夺冠后，付小芳成为该项赛事第一个双料冠军，也将自己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一。
师父张树春
20岁之前，张树春的身份一直在变：杂货铺老板、运油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直到握杆伏在球桌上，他才决定了人生的方向。
没几个月，附近已经找不到对手，开始背起球杆四处比赛，很快就在黑龙江台球圈内有了名声。
钱也随着名气来了。很多球房老板邀请他去做陪打或者教练，但张树春不甘心。
2003年冬天，张树春站在北京站的广场前，行李极其简单，重要的只有那根球杆。他不敢肯定这根球杆是否会成为自己在北京生活的指南针。1000块钱很快花光，只好打道回府。
几个月后，张树春借了路费再次来到北京，终于在花光盘缠前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台球馆做教练，每月工资1500元，如果教客人打球还有额外提成。
在北京第一次参加比赛，抽签过后张树春一个人在角落里喝水，喝一口说一句：“张树春，别紧张。”不敢看别人打球，也不愿跟别人说话。轮到他时，他与对方握了一下手，心里叨咕着：“别怕，他就是个包子。”
结果他手抖，腿软，思路也没有了。他被“包子”打败。
他开始注意练习心理素质，直到面对各种球型、各种对手都不慌乱。
中国台球的整体水平并不高，小台台球也不如斯诺克具有影响力。张树春选择的恰恰是小台，“我接触台球的时间比较晚，打斯诺克已经过了出成绩的年龄，而9球不一样，我可以打到30岁甚至40岁，可以维持更长时间的台球生涯。中国的小台水平不高，提高的空间很大。”
来到北京，张树春发现自己的提升空间也很大。他拿到了全国冠军，入选了男子9球国家队，在世锦赛上还曾击败过一个前世界冠军。
2008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9球锦标赛中，张树春6比11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柯秉逸，无缘16强。回国后他还在思考下风球该如何处理时，国家台球协会找到他，劝他退出国家队，专心培养后备人才。
当时，付小芳已经跟随张树春4年，刘莎莎也在师父身边练了两年。
不情愿地退出国家队后，他想：自己成不了世界冠军，那就带出个世界冠军吧。
结果，一下带出两个。
姐姐付小芳
北京民族园路1号，付小芳台球俱乐部。
这家台球俱乐部是2009年付小芳与张树春两人筹钱办的。很多慕名而来的台球爱好者在这里打球，或者想拜师学艺。
付小芳现在已经很少陪客人打球了，如有相熟的朋友来访，也会玩上几杆“黑8”，但总是不多话，盯着球台，也从不让球。与她对打的人往往只是将球开散，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只能杵着球杆，看一旁的付小芳将一颗颗能进的和无论如何也打不进的球，遥控般撞进袋中。
一面玻璃墙将“世界冠军训练房”隔出来，里面摆放着几张9球台案。外面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付小芳和刘莎莎练球的情况。之所以使用透明玻璃，是因为张树春想让她们平时训练也处于“众目睽睽”之下。
2001年，14岁的付小芳想离开河南兰考县白楼村外出打工，二叔付中郎听说后与她母亲王香花商量：这么小，别被人骗了，不如来我这帮帮，以后我再给她找活干。
那一年，付小芳来到了黑龙江建三江农垦基地，在二叔开的台球厅里当起了球童。二叔也会抽空教她一些打球的基本要领。付中郎觉得，“当时国内女子打球的少，容易出来，成为全国冠军啥的，多风光。再不济以后可以当个陪练、助教，一个月也不少挣”。
她习惯了黑龙江的冬天，口音也变成了东北腔，给家里打电话却不超过十次。“老家没安电话，也没想回去，家里还欠着钱，不想回去拖累父母。”
3年，坐牢般的练球。“除了打球就是打球，叔婶让我出去走走，我也不听，闷了就站窗口隔着铁栏杆往外边望一望。”从球童到陪打，再到业余选手，四处比赛。二叔家里人不能理解付中郎“花钱带别人的闺女四处打球”的举动，二婶李芝气得想与付中郎离婚：“自己儿子不管不顾的……”
想让付小芳有更好的发展，也想缓和家庭矛盾，付中郎决定带侄女到北京拜师，找到了当时在黑龙江很有名气、在北京却一文不名的张树春。“当时觉得，找我学打球，就是挺瞧得起我的。”张树春没收任何费用，留下了付小芳。
“刚开始接触9球时，每天最少要练10小时，一天下来颈椎、肩膀到腰这条线感觉都要断了。”
2010年，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决赛，付小芳对阵英国选手艾莉森
一阵上下左右的翻滚和吱哇乱叫的恐惧后，付小芳再也不打算坐第二遍了。她感觉自己就像加了旋转被强力推出去的台球。
这天，3人没碰一下球杆，看到球状物也尽量不去联想。“可劲儿喊，把压力都给喊出来！”张树春希望付小芳和刘莎莎能通过刺激的玩耍释放平日里训练的痛苦，以及即将参赛的压力。他自己却没打算体验这些刺激玩意儿，因为恐高，也因为他得绷到比赛结束，那时他的压力才会自然清除。
几天后，付小芳一路“清台”，打进决赛。决赛中她9比3战胜卫冕冠军陈思明，获得2011年世界9球中国公开赛冠军。继去年在沈阳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夺冠后，付小芳成为该项赛事第一个双料冠军，也将自己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一。
师父张树春
20岁之前，张树春的身份一直在变：杂货铺老板、运油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直到握杆伏在球桌上，他才决定了人生的方向。
没几个月，附近已经找不到对手，开始背起球杆四处比赛，很快就在黑龙江台球圈内有了名声。
钱也随着名气来了。很多球房老板邀请他去做陪打或者教练，但张树春不甘心。
2003年冬天，张树春站在北京站的广场前，行李极其简单，重要的只有那根球杆。他不敢肯定这根球杆是否会成为自己在北京生活的指南针。1000块钱很快花光，只好打道回府。
几个月后，张树春借了路费再次来到北京，终于在花光盘缠前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台球馆做教练，每月工资1500元，如果教客人打球还有额外提成。
在北京第一次参加比赛，抽签过后张树春一个人在角落里喝水，喝一口说一句：“张树春，别紧张。”不敢看别人打球，也不愿跟别人说话。轮到他时，他与对方握了一下手，心里叨咕着：“别怕，他就是个包子。”
结果他手抖，腿软，思路也没有了。他被“包子”打败。
他开始注意练习心理素质，直到面对各种球型、各种对手都不慌乱。
中国台球的整体水平并不高，小台台球也不如斯诺克具有影响力。张树春选择的恰恰是小台，“我接触台球的时间比较晚，打斯诺克已经过了出成绩的年龄，而9球不一样，我可以打到30岁甚至40岁，可以维持更长时间的台球生涯。中国的小台水平不高，提高的空间很大。”
来到北京，张树春发现自己的提升空间也很大。他拿到了全国冠军，入选了男子9球国家队，在世锦赛上还曾击败过一个前世界冠军。
2008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9球锦标赛中，张树春6比11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柯秉逸，无缘16强。回国后他还在思考下风球该如何处理时，国家台球协会找到他，劝他退出国家队，专心培养后备人才。
当时，付小芳已经跟随张树春4年，刘莎莎也在师父身边练了两年。
不情愿地退出国家队后，他想：自己成不了世界冠军，那就带出个世界冠军吧。
结果，一下带出两个。
姐姐付小芳
北京民族园路1号，付小芳台球俱乐部。
这家台球俱乐部是2009年付小芳与张树春两人筹钱办的。很多慕名而来的台球爱好者在这里打球，或者想拜师学艺。
付小芳现在已经很少陪客人打球了，如有相熟的朋友来访，也会玩上几杆“黑8”，但总是不多话，盯着球台，也从不让球。与她对打的人往往只是将球开散，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只能杵着球杆，看一旁的付小芳将一颗颗能进的和无论如何也打不进的球，遥控般撞进袋中。
一面玻璃墙将“世界冠军训练房”隔出来，里面摆放着几张9球台案。外面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付小芳和刘莎莎练球的情况。之所以使用透明玻璃，是因为张树春想让她们平时训练也处于“众目睽睽”之下。
2001年，14岁的付小芳想离开河南兰考县白楼村外出打工，二叔付中郎听说后与她母亲王香花商量：这么小，别被人骗了，不如来我这帮帮，以后我再给她找活干。
那一年，付小芳来到了黑龙江建三江农垦基地，在二叔开的台球厅里当起了球童。二叔也会抽空教她一些打球的基本要领。付中郎觉得，“当时国内女子打球的少，容易出来，成为全国冠军啥的，多风光。再不济以后可以当个陪练、助教，一个月也不少挣”。
她习惯了黑龙江的冬天，口音也变成了东北腔，给家里打电话却不超过十次。“老家没安电话，也没想回去，家里还欠着钱，不想回去拖累父母。”
3年，坐牢般的练球。“除了打球就是打球，叔婶让我出去走走，我也不听，闷了就站窗口隔着铁栏杆往外边望一望。”从球童到陪打，再到业余选手，四处比赛。二叔家里人不能理解付中郎“花钱带别人的闺女四处打球”的举动，二婶李芝气得想与付中郎离婚：“自己儿子不管不顾的……”
想让付小芳有更好的发展，也想缓和家庭矛盾，付中郎决定带侄女到北京拜师，找到了当时在黑龙江很有名气、在北京却一文不名的张树春。“当时觉得，找我学打球，就是挺瞧得起我的。”张树春没收任何费用，留下了付小芳。
“刚开始接触9球时，每天最少要练10小时，一天下来颈椎、肩膀到腰这条线感觉都要断了。”
2010年，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决赛，付小芳对阵英国选手艾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