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博会、奥运会成为中国发展的标志，当高铁、轻轨成为中国速度的代名词，当北京、上海、广东成为现代性语境下中国向世界展示新容的舞台，回望中原、反观农村，破败的现代乡村图景恰似一袭华丽衣衾上的一块块霉斑，显眼、不协调却又无法抹去。毫无疑问，现代化推动下的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日益扩大的城市，不断拔起的高楼，越来越奢华的不夜城，充满后现代意味的商业区……似乎都在向世界顶尖看齐。然而霓虹装点城市也反衬乡村，高歌猛进的时代，现代化不可遏止地扑向乡村，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嫁接于乡土中国之上：房屋建设、村容规划亦土亦洋不伦不类；村中七零后、八零后为讨生活放弃传统的乡土生活常态，抛妻别子涌向城市；传统乡村中的经济、教育、道德、政治机制等日渐落寞；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空巢家庭成为这一座座村庄中的唯一生机。
　　面对当下农村生存现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中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正如其言，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深圳，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面对中原千疮百孔的乡村，我们有理由质疑：现代化的涌入真正带给乡村的是什么；当下这种滑稽的乡村城市化模本是否是中国传统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候鸟般生存的农民工日渐缺失的又是否仅是身份感的认同。诸多现实窘境逼迫我们放慢飞奔的脚步，反思进步、反思“发展”本身的内涵。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为本。几千年来，两大流域的农业区凭借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而生产富庶，出产的粮食有力地延续着中国命脉。从远古时期“舜既躬耕，禹亦稼穑”，向万民以身作则到历代君王每年春季的“亲耕籍田，以祈农事”，从《噫嘻》中“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干维耦”，到陶渊明“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隅。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从刀耕火种的原始耕种到现代农业的机械化作业，与土地相伴、向土里刨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土地不仅养育人民，也孕育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也有人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称为农业文明史。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聚族而居，黏着在土地上，并“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常态生活是终老是乡”，更有老子极端的乡土社会理想——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乡土村落不仅给予人们以物质生存的基础，更在精神寄托和情感归属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正因如此，才有“安土重迁”对土地的不舍，才有背井离乡之人万本归原、叶落归根的情愫，才有跃居龙门、飞黄腾达的离乡人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荣耀。
　　乡土社会中，“农为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农业是社稷之重，土地是民生命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理念中，返乡归田成为不愿为官或者不能为官者最好的生活方式。于是，“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的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历来为人称赞。他的田园诗不仅留下了对乡土农耕生活的深情描绘，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诗歌流派，更是中华文化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同离乡人，正如母亲同孩子，它提供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生存上的保障，更是心灵、情感上的慰藉。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形成以及迅猛发展，中国几千年来稳定、守成的农业文明同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相撞。在保守、稳定同高效、积极的博弈中，农业文明不可避免地日益衰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当发展、改革以国策的身份出现，当现代性、城市化成为人们新的诉求，农村内部机体一次次被迫失衡，并环环相扣、不可遏止地坍塌，内部系统趋于瘫痪，致使乡村失去了往日的蓬勃生机而日益枯萎。乡土生活也不再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情调，而成为边缘、贫困的代名词。
　　令人痛惜的是，在“发展”、“改革”、“现代化”高调前进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城市的拓展之上，集中到高铁、轻轨这些标志着物理速度的名词之上，集中到票房、奢侈品这些同时尚紧密关联的讯息之上，而忽视了处于发展边缘的乡村在瘫痪状态下愈加艰难的生存状况，忽视了贫弱的乡村在向城市鹦鹉学舌时的亚健康和潜藏的种种危机。《中国在梁庄》正是从作者的故乡——一个中原内陆普通又具有代表性的乡村生存现状入手，用尽可能客观的目光丈量现代性给乡村带来的变化，以一种乡村调查的方式和纪实散文精准、明晰、充满真情的叙述语言，描述乡村的现实生活图景，展示在当下现代化裹挟之中千疮百孔的乡村，警示人们适当地放慢奔跑的脚步，回望中原关注乡村，进而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正视中国当下的发展同乡村的关系，反思“发展”的内涵。
　　谈及“发展”的内涵，不得不引出“唯发展主义”这一概念。“唯发展主义”是美国生态作家和思想家爱德华·艾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发展至上论”的重新定义。在唯发展主义的观念下，经济第一，物质至上，发展成为人类生活的目的而非生活的手段，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并左右人们前进的方向。在这种意识的挟制下，整个人类的行为变得无度且本末倒置，既包括城市的无限膨胀，也包括乡村的病态追逐。当将乡村发展的需求强制性地、简单化地等同于经济的需求、缩减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时，一些最基本的不容忽视的方面，如情感、文化等这些融合在乡村生活内里的存在，很容易地便被悄然遮蔽了。但其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暗流的方式继续潜伏于破败不堪的乡村中，并在根本上加速了乡村的消亡。正如莫兰切剖析的，“‘发展’的概念总是含有经济技术的成分，它可以用增长指数或收入指数加以衡量”。“‘发展’忽视不可计算、不可变卖的人类精神财富，诸如捐献、高尚、信誉和良心。‘发展’所经之处扫荡了文化宝藏与古代传统和文明的知识。‘欠发展’这一漫不经心的粗野提法将人类文化智慧与人生艺术贬得一钱不值”。事实上，当下乡村在经济、教育、道德、政治机制等诸多方面危机重重：
　　在乡土社会，人们拘宥于土地，劳动力紧密附着在土地上，正常年份，劳动者的投入同收入是成正比的，人们自给自足，生活来源基本为土地的出产，人与土地的关系不断得到强化。而在当前，由于工业文明的渗透以及在其影响下时代发展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民从土地得来的收入已远远无法满足农家正常的开支需求。为求生存，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不得不脱离土地，背井离乡，转化角色，成为城市中的建筑工、工厂工人、保安、保姆，城乡结合部卖菜者、拾荒者等。用体力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以满足自己和留在乡村的家人的生活基本需求。在中原乡村，外出打工似乎已经成为大部分年轻农民的基本甚至唯一生活来源。
　　在作者的讲述中，故乡梁庄经济落后，传统的村落文化也因经济的变化而消解。原有的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成了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有能力的人不再受家族的限制而沿路居住，形成新的村落中心，标志着拥有财富和权力的新贵出现，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村落居住结构。而没有能力的人则依然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守着残破的老屋，形成废墟村庄。乡村的传统内在机理发生了质变，生存基础由家庭血缘转变为经济实力。而在新盖的欧式建筑中，是十九寸的电视机、小木板凳，现代化的卫生间里依然是一副乡村打扮。现代工业文明同农业文明的博弈仍在持续，乡村固然衰败，但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仍在固守阵地，现代化距离村民的心理认可还有很大距离。
　　而乡村自身经济的发展也在以一种竭泽而渔的方式进行着。梁庄砖厂为了效益而深挖、广挖土地，以砖厂为中心不均匀的大坑凹陷上百亩，不仅破坏了原有土质的肥力，也极大地削弱了村庄防洪抗灾的能力。还有曾经开满鲜花的湍水，为了满足当地建筑业的发展而过度采沙，致使河床形成大大小小的沙窝，看似平静的水流之下却是陷阱重重，终结了许多人的生命。不仅如此，大面积的挖沙也改变了河道的深度、宽度以及生物量，破坏了生态环境。这种竭泽而渔、不顾长远的发展必然会从根本上加剧乡村经济的瘫痪。
　　乡村教育水平的失衡、青少年失学率的攀升以及因家庭关爱的缺失，造成心理疾病和道德缺陷是当下乡村教育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中国叶落归根的传统为我们乡土社会保持着地方人才。这些人物即使跃登龙门，也并不忘本；不但不损蚀本乡的元力，送往外洋，而且对于根源的保卫和培养时常看成一种责任。因之，常有一地有了一个成名的人物，所谓开了风气，接着会有相当长的时期，人才辈出的。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阔”。叶落归根的桑梓情意为传统的乡村教育和道德维持提供了有机循环的基础，使得乡村传统文化平衡发展。
　　而如今在一定意义上，教育也在一定意义上不仅不能改变农民的命运，反而成为他们不堪承受的重担。在乡村愈渐贫穷时，乡村家庭往往举全家之力供少数孩子上学，大学毕业后因经济需求、工作需求、个人价值实现以及归属感迷失等诸多因素，这些人无法回到乡间生存转而投向都市，造成乡村人才不断流失。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就援引李林赛尔著作中“采矿”一词来形容这种流失，“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采矿式的消耗，性质上是自杀的，自杀可以慢性，但终必有枯竭的时限”。人才的流失最终导致乡村教育面临崩溃，学校被废弃，甚至为创收而成为养猪场。教育的瘫痪使学童的成长、乡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制约，乡村文化氛围的消失也使当下的乡村更显疲惫不堪。
　　收入来源、就业方式的变化，不仅消解着传统的以父子为主线的家庭内部结构，在乡土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符合并维持其发展的习俗、道德、风化等也受到了严峻挑战。信仰的丧失或盲目认同、对伦理道德的冷漠、公共道德监督力的衰退、传统婚育观生死观的影响、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利益化、孝道美德的物质化等问题层出不穷。乡村精神生态被急功近利的发展所打破，乡村“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没有纳入建设前决策者考虑的范围”，乡村内在的精神凝聚力在逐渐消失。
　　乡村图景告诉我们，在两大文明的博弈中，农耕文化正在消退，但农业文明自身具有的知足、克己、守成、安分等特性，又使乡村具有强大的韧性而不至于在短时期内全线崩溃。两大文明的鏖战使乡村原有的平衡的生存状态被打破，传统乡村的整个生存秩序日趋瘫痪。面对城市同乡村的现状比照，很多人会用“转型”这个词来解释两者间的巨大反差，认为这种破败是正在恢复新生的乡村必须亲历的正常病理反应。事实上，农村已经难以给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提供平衡的生存体系和有效的生命意义，“转型”背后的空洞触目惊心。
　　正如作者所言：“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当乡村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落时，我们失去的是精神上的稳固支撑，而这一损失将没有被修复的可能，生于其上的人们，将因寄托无望而再无故乡。
　　认识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却又极具代表性的村庄，进而认识当下中国，关注中国的健康发展，正是《中国在梁庄》的意义和作者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