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生死场》 是萧红真正走入大众视野的开端，是她的成名作。在《生死场》 中，她将整个东北农村假定为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里，她讲述了一群女性的悲剧，女性永远逃脱不了这个场域，只能选择在里面坚强地生、绝望地死；“生” 和“死” 的故事不断在这个“场” 里上演。在书中，对女性压迫最严苛的，其实是女性自身，然而女性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她们没能够觉醒，没能够团结一致奋起反抗，而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嘲笑比自己更悲惨的同类，这正是萧红《生死场》 中最令人悲哀的现象之一。
　　关键词：生死场 女性压迫 人际构图
　　一
　　道德模式建构，是文化对社会统治的最杰出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将社会构成中的男女地位，进行了非常成熟稳定的建模。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自出生就被烙下了等级烙印，是社会统治金字塔最底端的存在。所以，女性时常受到性别歧视，一生都被禁锢在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铸就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牢笼里，被男性随意奴役与凌辱，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也消失殆尽。漫长的男权统治使得女性忘了反抗，将所有的压迫当作理所当然。这种生存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她们在夹缝中辛苦挣扎、艰难生存，并把这种价值取向教授给下一代的女性，使其变成了牢固的落后意识。所以，克尔凯郭尔说：“做女人是多么不幸啊！然而，做女人最不幸的，是不了解这种不幸。”最最不幸的是，不但不了解这种不幸，而且还在这种不幸中扮演一个帮凶的角色。《生死场》中，金枝和福发女人被男人诱骗去了河沿，最终只能顶着女人们的非议，万分羞辱地选择结婚。其实这并不是女人的错，施暴者大摇大摆地活在世上，甚至把加在女人身上的伤痛当成自己炫耀的谈资，女人却要被嘲笑被羞辱，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觉得万分羞愧，抬不起头来。而婚后的福发女人，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应有的怜惜，还因为男人犯的错误，被冠上“坏女人”的骂名，为村里的女人们所不齿，成为典型的反面教材。同样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就是这种女人共同营造的舆论压力，牢牢地压迫住了女人们。她们屈从并认同男人制造出来的男尊女卑观念，并以这种落后的观念去教导女儿，重蹈自己悲苦的一生。
　　二
　　女性在家庭中，通常扮演著奉献者的角色，家庭就是自己的全部，女性应为其牺牲所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束缚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中国农村的传统观念就是将女性设计并培养成一个终生奉献、任劳任怨的家务工作者。女性的家庭工作受男性支配和压迫，工作内容是包括交配在内的繁衍、养育以及做不完的家务，工作范围是固定重复的家庭琐事，维持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保证男人和孩子在回家时能够得到最舒心的服务。《生死场》中，麻脸婆将身心局限在破烂不堪的茅草房里，局限在无能暴戾的丈夫身上，一刻不停地忙碌，任由内心逐渐麻木、枯萎，默默承受着男人的凌辱压迫，无条件地服从奴隶一般的女性行为准则，如同牲畜般过活。女性的悲剧就源于她们在这个场域里失去了自我，她们并不是以个体而存在，而是以丈夫、孩子的附属品形式而存在。麻面婆是封建社会里愚昧无知、顺从麻木的典型代表，她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彻底沦为了奴隶，她的存在就是为了男人，为了“家”，直到死的那一刻才能得以解脱。麻木的麻面婆不但受着丈夫的欺压还成了其他女人的笑谈，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受尊重。其实其他女人们的生活与麻面婆大致相同，她们一样在不停歇地操持家务，受着丈夫的欺压，她们应该是最能理解麻面婆的人。但是在面对如此悲哀的麻面婆时，女人们将她的痛苦当成了自己的快乐，不遗余力地站在制高点去讥讽她，合力将麻面婆推向更痛苦的深渊。
　　三
　　鲁迅先生在文学创作中，生动描绘并深刻批判了麻木不仁的国民和“ 看客” ，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先生点明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他在《灯下漫笔》中写道：“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在“吃人”的封建礼教黑暗社会，许多悲惨死去的人并不是死于封建统治者的直接迫害，而是死于麻木不仁的 “看客”精神虐杀。萧红深受这一思想影响，并将它带入到作品中。在《生死场》中可怜的金枝出发去城里寻找出路，做了缝穷婆。开始其他的缝穷婆们围观金枝的贫穷窘迫，逼迫刚攒钱的金枝破产，而缝穷婆们将金枝推上了依靠男人出卖色相的道路后，又开始集体嘲笑金枝的痛苦。金枝的无路可走，除了男人的压迫，还有女房东的无情榨取。女工店的形象好像一只大手，这只手将所有交不上来钱的或是患病的女工赶走，这只手将缝穷婆们推向无望的末日，推着女性走向可怕的结局。正是在麻木不仁的“看客”的摧残下，金枝和其他的缝穷婆们才逐渐走向绝望，哈尔滨城里的“看客”集体无意识地沦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帮凶。然而，这些麻木冷酷、愚昧无知的“看客”丝毫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这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病态民族畸形扭曲的灵魂。
　　四
　　《生死场》中的母子关系甚至家庭关系往往都是冷漠恶劣的，这与萧红自身的经历密不可分。1911年，萧红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出生，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呼兰区。在那里，萧红支离破碎的童年，成为其一生不可磨灭的梦魇。萧红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在宗法与父权的双重压迫下，萧红的家庭常年笼罩在极为冷漠的氛围中。在萧红的记忆里，她的母亲并不慈爱温柔。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以及散文《家族以外的人》都曾提到，萧红自己很害怕母亲，她的母亲从没有悉心呵护过萧红，而是经常打她，甚至是用石头砸她。在萧红的整个童年记忆里，母爱的缺失，一直是萧红童年灰色的基调。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指出，萧红的母亲在她九岁时就去世了。后来，萧红的父亲续弦，但是萧红仍旧没能从继母那里得到缺失的母爱，萧红的继母常常虐待她。严肃的父亲，在得知这一切时，也没有对萧红表露出应有的关爱。另外，萧红祖母性格极为凶狠霸道，尤其对萧红更为残忍，甚至用针刺入萧红的指尖。在萧红的童年生活中，唯一感到慰藉的，就是温和善良的祖父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她的世界，给予了她一段难以忘怀的快乐时光。纵观萧红的整个童年生活，孤独与伤悲充斥其中。童年的不幸，烙印在萧红的灵魂深处，折磨了她一生。因为萧红在缺乏爱与关怀的环境中长大，所以直接促成了萧红敏感、忧郁的性格。在萧红的潜意识里，极为渴求母爱，这种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情感诉求，推动了萧红将文学创作作为其情感宣泄的重要渠道，文学创作为萧红破碎的内心重塑了赖以慰藉的精神殿堂，也催生了萧红呼唤母爱的文学创作主题。同时，封建家庭极端冷漠的氛围以及不幸的童年生活推进了萧红女性意识的觉醒，对萧红一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五
　　《生死场》以女性为主题，生动地刻画了女性与男性的对立、女性与传统社会的对立，阐述了那个时代女性不如动物自由、不如农作物有价值的悲哀事实。其实，作者将女性放在这个场域里，将她们与男性、动物和农作物进行比较，就是为了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女性悲剧的根源就是因为她们在这个场域里失去了自我意识和个体性别意识，甚至连基本的作为一个“人”的意识都没有，她们沦为了生殖工具和劳动工具，肉体和心灵都饱受摧残。受传统文化影响，女性在家庭中极富牺牲精神，而这种所谓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不是无私，而是对男权的屈从，是在被男性压迫的过程中形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在当时男权与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女性的内心世界是如此荒芜，萧红对女性的这种麻木与堕落感到悲痛，她对女性的精神世界进行无情的考问，直逼人内心深处。她呼唤女性摆脱落后的封建觀念束缚，找寻属于自己的最真实“存在”，做回真正的自我。
　　任何文化的历史记忆都必将支撑文化的革新求变，支持文化由历史走向未来。同时变革任重道远，任何腾飞都会拖曳着长长的历史遗物。《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值得现代女性深入思考。首先，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部分女性深受落后的传统观念桎梏，屈从于男权，饱受生育的奴役，并把自己定义为家庭的附属品，失去了自我。其次，部分女性仍受传统礼教思想的束缚，对同类要求往往更加严苛，经常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评判女性。所以，女性要想赢得更好的未来，就应团结一致，冲破男权至上的文化牢笼，改变家庭附属品的社会角色，形成独立自主的个性，实现思想解放，才能够为自己争取更广阔的发展机会，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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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曾敏仪.从《生死场》看乡土女性的角色定位[J].现代交际，2020（1）.
　　作 者： 赵天歌，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王永宏，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诗歌、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