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视角下的“四化”同步发展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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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朱俊蓉(1989.5-),女,汉,四川成都人,西华大学管理学院2012级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战略管理。
  宋宝莉(1976.3-),女,汉,管理学博士,西华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讲师,主持并完成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项,主持相关领域的横向课题4项,校级课题2项。参与国家级重点项目1项,参与横向课题多项。在国内期刊公开发表论文16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9篇,作为副主编编写过教材一部。
  摘要:基于协调发展理论,对成都市2007-2011年的“四化”同步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搜集相关关键指标数据,定量地研究了成都市“四化”协调发展状况,结果发现,成都市总体上“四化”同步发展的状况较好,但是每一个子系统发展的状况均不尽人意,因此,目前的协调是一种低水平上的协调。最后,理清各个子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协调发展;“四化”同步发展;实证研究;现状
  一、“四化”同步发展相关理论
  (一)“四化”同步发展理论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即“四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发展的思想是对我国旧有的高投入、高消耗、高资本积累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刻反思。
  “四化”同步发展是一种均衡发展、协调发展思想,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融合,达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最优效果。“四化”同步发展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动力。
  因此,抓住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契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成果,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驱动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实现“四化”的耦合协调。
  (二)协调发展理论
  协同论是由著名学者哈肯于1969年创立,着重探讨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协同论认为,一个系统中各子系统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协同现象,形成新的时间和空间结构,实现系统由混乱到有序的转变。系统走向有序的机理,不在于系统现状的平衡或不平衡,也不在于系统距平衡态有多远,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问相互关联的“相互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特征和规律,协调度正是这种系统作用的量度。
  1.协同效应。协同或称协作,协同效应指复杂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对千差万别的自然系统或社会系统而言,均存在着协同作用。协同作用是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驱力。任何复杂系统,当在外来能量的作用下或物质的聚集态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子系统之间就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在临界点发生质变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
  2.自组织原理。该原理是相对于他组织而言的,自组织是系统在不受外部影响的条件下,其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形成新的功能结构。自组织原理解释了在一定的外部能量流、信息流和物质流输入的条件下,系统会通过大量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而形成新的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结构①。
  二、成都“四化”同步发展的实证分析
  基于上述协调发展理论,将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看做四个子系统,通过搜集相关关键指标数据,研究了成都市“四化”协调发展状况,为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四化”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四化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既要反映个子系统的自身属性,也要兼顾其他子系统,因此,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遵循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同时兼顾数据的可得4.利用效益平衡理论构建“四化”协调发展状况
  效益理论是指各子系统效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同步发展,实现系统综合效益最大化。平衡理论则强调需实现各子系统自身协调发展,实现系统间的帕累托最优,即一方效益增加不以另一方效益的减少为代价,称之为集合效益。通常以三种效益之和表示综合效益,之积表示集合效益,目标就是在综合效益最大的基础上,求得最大集合效益.构造以下公式:
  其中,B1代表信息化系统发展状况,B2代表工业化系统发展状况,B3代表城镇化系统发展状况,B4代表农业现代化系统发展状况。C是四化的协调度,C介于[0,1]之间。越接近于1,系统协调度越高;C越接近于0,系统协调度越低。当C=l时,系统协调度最高,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当c=o时,系统协调度最低,系统处于混乱崩溃状态。
  根据上述理论计算的四化的协调状况如表4所示。
  三、研究结论
  由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成都2007-2011年五年间,信息系统发展协调状况2007-2010年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2011年有所下降,总体来看,系统自身协调协调度仍然很低;工业化系统的协调度五年中也是有所起伏,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系统的协调状况也是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协调度并不高。
  根据表4的数据,四化的协调同步发展状况较好,五年来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11年的协调度达到0.962553。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尽管总体上四化同步发展的状况较好,但是每一个子系统发展的状况均不尽人意,因此,目前的协调是一种低水平上的协调。
  1.“四化”各自发展质量有待提高(可联系前面实证数据)
  一是工业化发展不充分。产业高端化发展不足,高技术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历史上一直没有经历过工业化充分发育阶段。二是城镇化质量不优。城镇布局与产业布局不协调,县城和重点镇发展不足,城市二元结构与城乡二元结构并存。三是信息化应用不足。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尚未得到充分运用,社会总体信息化水平还不高。四是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化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组织程度和服务社会化水平不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低。   2.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不足
  一是工业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供给能力的作用发挥不足。2011年,成都人均GDP为7654.4美元/人,在15个副省级城市排第13位。二是就业非农化进程与人口城镇化进程协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2011年,成都“工业就业占比/城镇人口占比(IU)”②和“非农就业占比/城镇人口占比(NU)”分别为0.28、1.21,NU与经验标准值1.20较接近,而IU与经验标准值0.50差距较大。三是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化为工业化创造的需求不足。2011年“建成区面积增速/城镇化率增速”达到3.13,远高于经验标准值1.12,城镇化通过人口聚集创造需求的能力尚未有效发挥。
  3.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不深
  一是信息化与产业发展融合度较低,尤其对传统制造方式的改造提升不够。成都市信息产业发展较快,但信息化与产业发展融合度较低,在各行业个领域运用不够,对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力仍显不足。一是信息化与产业发展融合度较低,尤其对传统制造方式的改造提升不够。2011年,成都市大中型企业实现数字化设计、数控化生产、数字化管理营销的比例依然较低,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电子商务普及率只有50%和40%;高技术工业及四大新兴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仅占全市的38.8%,远低于北京的51.5%和上海的67.3%。二是信息化对智慧城市贡献不足。特别是光网城市、无线城市和地理基础数据库建设滞后,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普及和信息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较大,信息化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安全、城市交通等领域应用不够,智慧城市建设任重道远.三是信息技术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安全、城市交通、城乡管网等领域运用不够,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普及和信息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较大,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智能化、信息化程度不高。
  4.农业现代化基础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对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保障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2011年,成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2.2万元/人,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第14位,相对较低的农业生产能力造成土地及劳动力资源的实际浪费,难以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充足的要素供给保障。二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不足。2011年,全市农业产业结构偏离系数③高达0.14,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第9位,表明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快推进,非农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与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在拉大。(作者单位:西华大学管理学院)
  注解
  ①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测度及路径选择:11-13
  ②“工业就业占比/城镇人口占比(IU)”和“非农就业占比/城镇人口占比(NU)”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的两个指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IU的比值逐渐趋于0.5,NU的比值逐渐趋于1.2。IU和NU的0.5和1.2国际标准值法就成为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否协调发展的基本方法。
  ③农业产业结构偏离度为农业就业比重与农业增加值比重之差。越接近0,说明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越协调,农业现代化水平越高;越大于0,说明农业产出效率低,现代化水平低,间接反映出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大,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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