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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2日早上，我正在吃早饭。师母方仁慧先生打电话来，泣不成声地告诉我，恩师高厚永先生今晨6点24分在上海华山医院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在一个多月前，我到上海看望先生时，他的身体还非常硬朗，红光满面，谈笑风生。十天前，钱铁民同学去看他，高先生还走到马路对面的饭店请铁民吃饭，席间谈了许多在南京艺术学院时的往事。他怎么这么快就驾鹤西去了？实在是太突然，太让人难以相信了！我悲痛万分，立即放下饭碗收拾行装，准备去帮师母料理先生的后事。在去上海的火车上，高先生的一生像一部电影，一个个镜头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1932年春，高先生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农村的一位农民家中，幼时在村中读私塾，1947年入镇江“京江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和美术。1950年毕业后，到江苏泰州文工团工作，任音乐组长和合唱指揮。因工作勤奋，业务突出于1951年8月被保送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干部专修班”学习作曲。1953年结业，因成绩优异，被院长贺禄汀先生指名留校，和黎英海、夏野及于会泳等一同调入“民间音乐研究室”。1954年，他和夏野、于会泳等开在音乐院校教授民族音乐理论课之先河，共同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民间音乐理论”课程。夏先生教戏曲，于先生教说唱，而高先生一边开设民歌课，一边准备民族器乐课，为在高等音乐院校开设这两门课程跨出了第一步。当时，高先生不仅承担了繁忙的教学工作，而且为筹备和创建民族音乐系做了大量业务、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56年，我国高等音乐学院中的第一个民族音乐系一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成立，沈知白先生任系主任，卫仲乐先生任副主任，高厚永先生则任党支部书记。
就在这一年，世界著名音乐学家柯达伊·佐尔坦（KodalyZoltan）派他的学生维卡尔·拉斯罗（VikarLaszlo）来华采风，搜集民歌，探索中国和匈牙利民歌的关系。维卡尔到上海音乐学院访问时，高先生负责接待。在访问中，维卡尔详细地向高先生介绍了当时正在欧美兴起的“民族音乐学”。当时，维卡尔讲法语，担任翻译的是谢其明先生。后来，我到匈牙利和维卡尔先生合作研究中匈民歌的亲缘关系，他还回忆起这次愉快的见面。通过维卡尔先生，我找到了谢其明先生，谢先生也记得这次谈话。我告诉谢先生，在这次谈话中，他将法语的“民族音乐学”译成汉语，而中国音乐界至今一直在用这个词汇，谢先生非常高兴。这次和维卡尔的见面，高先生首次接触到“民族音乐学”，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关注这一新兴学科在国外的发展。
1960年，党组织调他去支援沈阳音乐学院，到沈阳后，他便开设了”民间歌曲概论”和”民族器乐概论”两门课程。这两门课的教材深受音乐学术界和学生们的好评。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赵、风先生听过他的课并看过讲义后，曾希望调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但沈阳音乐学院也离不开他。于是在1964年，高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同时讲授民族器乐概论课。当时这两所音乐学院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听过他的课。
1974年，高先生应江苏文化局局长程茹辛先生和音乐教育家、声乐表演艺术家黄友葵教授的邀请，到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任音乐理论作曲教研组主任。
1976年，“文革”结束。如何才能把在十年动乱中受到极大摧残、尚处在萧条之中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和“亚非拉音乐研究”专业复兴起来？如何才能促进我国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使之尽快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如何才能把我国当时尚处在闭塞状态的这些领域的研究引向一个更加宏观、更具开发性和科学性的境界？高先生经过长期思考，认为应当立即着手做两件事：一是招研究生，培养新生力量;二是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引进当时在欧美各国方兴未艾的民族音乐学。于是他向“南艺”音乐系主任黄友葵教授提出建议，得到了黄先生的肯定和支持。
1978年夏，第一件事情办成了，“南艺”音乐系招收了研究生。第二件事情办得颇费周折。研究生入学后，高先生立即带着我们去北京和武汉，一边指导我们学习，一边为召开会议的事与有关单位、学校和专家联络。后来，高先生自己又多次写信给全国各地的学者，并亲自去上海等地，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当时，“南艺”经费困难，由于高老师一再坚持，并得到中共江苏省委和“南艺”院长、著名教育家、画家刘海粟先生的大力支持，经过了近两年的筹备，到1980年6月，会议才有可能举行。
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在南京艺术学院开了10天，高老师在会议开幕式后发表了主旨论文《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会后，由南艺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主编，高老师题写书名，公开出版发行了上、下两册共有120万字的《民族音乐学论文集》，发表了在会上宣读的所有论文。
这次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概念，并使它成为可以涵盖“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民族音乐学便在我国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并迅速地发展起来。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的主张，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两个学术团体，它们都追认在南京开的这次会议是首届年会。如今，大家都把这次会议称为“南京会议”，而且公认它是把民族音乐学这一新兴学科引入我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重要里程碑，而高老师无疑就是将民族音乐学引进我国的先驱和开拓者。
高先生发表过多篇有关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论著，除了在“南京会议”上的主旨演讲《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外，还有《中国对民族音乐的研究》。《民族音乐研究纵横谈》。等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及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看法：
1.我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应当和国际民族音乐学研究接轨，但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的传统。应当把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放在首位，当成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2.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多样化，无论从“微观”或“宏观”入手，也不论做”横向”还是“纵向”的研究，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也没有“高层次””低层次”之别。应当对音乐现象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相得益彰。
1932年春，高先生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农村的一位农民家中，幼时在村中读私塾，1947年入镇江“京江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和美术。1950年毕业后，到江苏泰州文工团工作，任音乐组长和合唱指揮。因工作勤奋，业务突出于1951年8月被保送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干部专修班”学习作曲。1953年结业，因成绩优异，被院长贺禄汀先生指名留校，和黎英海、夏野及于会泳等一同调入“民间音乐研究室”。1954年，他和夏野、于会泳等开在音乐院校教授民族音乐理论课之先河，共同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民间音乐理论”课程。夏先生教戏曲，于先生教说唱，而高先生一边开设民歌课，一边准备民族器乐课，为在高等音乐院校开设这两门课程跨出了第一步。当时，高先生不仅承担了繁忙的教学工作，而且为筹备和创建民族音乐系做了大量业务、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56年，我国高等音乐学院中的第一个民族音乐系一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成立，沈知白先生任系主任，卫仲乐先生任副主任，高厚永先生则任党支部书记。
就在这一年，世界著名音乐学家柯达伊·佐尔坦（KodalyZoltan）派他的学生维卡尔·拉斯罗（VikarLaszlo）来华采风，搜集民歌，探索中国和匈牙利民歌的关系。维卡尔到上海音乐学院访问时，高先生负责接待。在访问中，维卡尔详细地向高先生介绍了当时正在欧美兴起的“民族音乐学”。当时，维卡尔讲法语，担任翻译的是谢其明先生。后来，我到匈牙利和维卡尔先生合作研究中匈民歌的亲缘关系，他还回忆起这次愉快的见面。通过维卡尔先生，我找到了谢其明先生，谢先生也记得这次谈话。我告诉谢先生，在这次谈话中，他将法语的“民族音乐学”译成汉语，而中国音乐界至今一直在用这个词汇，谢先生非常高兴。这次和维卡尔的见面，高先生首次接触到“民族音乐学”，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关注这一新兴学科在国外的发展。
1960年，党组织调他去支援沈阳音乐学院，到沈阳后，他便开设了”民间歌曲概论”和”民族器乐概论”两门课程。这两门课的教材深受音乐学术界和学生们的好评。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赵、风先生听过他的课并看过讲义后，曾希望调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但沈阳音乐学院也离不开他。于是在1964年，高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同时讲授民族器乐概论课。当时这两所音乐学院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听过他的课。
1974年，高先生应江苏文化局局长程茹辛先生和音乐教育家、声乐表演艺术家黄友葵教授的邀请，到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任音乐理论作曲教研组主任。
1976年，“文革”结束。如何才能把在十年动乱中受到极大摧残、尚处在萧条之中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和“亚非拉音乐研究”专业复兴起来？如何才能促进我国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使之尽快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如何才能把我国当时尚处在闭塞状态的这些领域的研究引向一个更加宏观、更具开发性和科学性的境界？高先生经过长期思考，认为应当立即着手做两件事：一是招研究生，培养新生力量;二是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引进当时在欧美各国方兴未艾的民族音乐学。于是他向“南艺”音乐系主任黄友葵教授提出建议，得到了黄先生的肯定和支持。
1978年夏，第一件事情办成了，“南艺”音乐系招收了研究生。第二件事情办得颇费周折。研究生入学后，高先生立即带着我们去北京和武汉，一边指导我们学习，一边为召开会议的事与有关单位、学校和专家联络。后来，高先生自己又多次写信给全国各地的学者，并亲自去上海等地，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当时，“南艺”经费困难，由于高老师一再坚持，并得到中共江苏省委和“南艺”院长、著名教育家、画家刘海粟先生的大力支持，经过了近两年的筹备，到1980年6月，会议才有可能举行。
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在南京艺术学院开了10天，高老师在会议开幕式后发表了主旨论文《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会后，由南艺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主编，高老师题写书名，公开出版发行了上、下两册共有120万字的《民族音乐学论文集》，发表了在会上宣读的所有论文。
这次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概念，并使它成为可以涵盖“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民族音乐学便在我国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并迅速地发展起来。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的主张，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两个学术团体，它们都追认在南京开的这次会议是首届年会。如今，大家都把这次会议称为“南京会议”，而且公认它是把民族音乐学这一新兴学科引入我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重要里程碑，而高老师无疑就是将民族音乐学引进我国的先驱和开拓者。
高先生发表过多篇有关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论著，除了在“南京会议”上的主旨演讲《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外，还有《中国对民族音乐的研究》。《民族音乐研究纵横谈》。等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及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看法：
1.我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应当和国际民族音乐学研究接轨，但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的传统。应当把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放在首位，当成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2.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多样化，无论从“微观”或“宏观”入手，也不论做”横向”还是“纵向”的研究，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也没有“高层次””低层次”之别。应当对音乐现象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