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子是个瘦小而无助的残疾人。从“张海迪”式的身残志坚的好青年,到自办“贫弱女子庇护所”,到“爱心热线”及至因提供“色情电话”服务而被警方拘捕，我们不难想像她经历了多么无奈的心路历程。一个意识形态独断的时代的“精神上的强者”,她曾经试图救助这个急速转向金钱崇拜的社会的良心,她默默地摘下了“女子庇护所”的牌子,默默地承认了“利润对道德的统治”。在这个市场导向的时代,她沦落为“弱者”。在金钱的宴席上,良心这样发问:“你们当中有一个出卖了我。”这是弱者的声音。
　　萨特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因其无法被我们选择而成为最无意义的事情。这引发我们讨论两个看法:(1)市场社会需要一个公正的政府来扶助弱者；(2)社会应当充分理解弱者对命运的抗争。
　　我们无法选择出生,从而我们的出生是纯粹的偶然事件。这决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英子的残疾以及她那般的清贫无助。事实上,康德普遍主义理性原则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由于偶然因素而经历任何一个人所经历的生活。罗尔斯（J.Rawls,哈佛大学哲学教授）于是认为，一个追求正义的社会应当首先改善那些由偶然机遇造成的最不幸者的境况。
　　基于类似的所谓“无知之幕”假设,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海深义教授也提出，理性个人的社会效用函数应当是平均地改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福利状况。只有在完全丧失了正义感的社会里,人们才会对弱者的悲惨状况置若罔闻；只有缺乏远见的利己主义者才会肤浅地庆幸自己不是弱者。社会正义要求市场社会的政府扶助弱者,特别是那些天生不幸的人。
　　其次,沿着萨特的思路,我们不难理解,我们每一个人出生之后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正在于这些努力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出生的无奈和无意义。我们通过有意识地选择我们努力的方向,来昭示我们生存的意义,同时也就反抗着我们历史的局限性。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当中的不幸者与幸运者处于同样的境况:对命运的安排说“不”,才可能活出“个性”来。
　　出身于奥地利豪富之家的维特根斯坦把全部财产转赠给富有的姐姐,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这位伟大哲学家的行为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1)他觉得继承巨大财富会妨碍他的思考,(2)他觉得把如此巨大的财富赠给穷人会使他们堕落。在我们看来,这两个解释包含着同样的精神,那就是，不经努力而得到的“幸福”是不值得去占有的。
　　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发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被英子反抗命运的努力感动过呢?如果我们的良心不为这个在寒冷的冬天蜷缩在破棉被里为客户提供色情电话服务的弱女子的努力所打动,如果我们曾经斥责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吃人的礼教,那么,面对这“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谁应当接受审问?
　　不要忘记,这样一个多雪的冬天,从这样一个寒冷的小屋里,发出过这样一个曾经是强者的弱者的声音。
　　
　　背景
　　
　　1998年11月29日晚11时，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警方接到举报，敲开“ 倾诉小屋”的房门了。
　　在潮湿阴冷的小屋里，主持人英子正靠在里面台上津津有味地和“话友”通话。对她而言，此时正是黄金时间。话机旁有一台小型“三洋”录音机，经查，机内正是极淫秽的色情录音磁带。英子对录音带和电话加“料”供认不讳，并自称“做信息”已有一年多，是大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分台，收入与大通公司三七分成，大通公司做广告带上英子的台。另据其同业者举报，英子曾为人介绍长期性伙伴，每次从中收取一百元人民币好处费。
　　英子在警方的讯问笔录中承认，自己放过模仿男女性交声音的录音，并说“听友”都是四十至五十岁的男性，一般都是手淫患者。她神情自若地称，我这样做，就是想多赚点电话费。
　　提及英子其人，滨城人几乎无不知晓。她身患罕见的全身性神经肌肉萎缩症，高位截瘫，在与残酷病魔斗争的日日夜夜里，以惊人毅力自学完成了大学的全部课程。身残志坚、自学成才的她被评为“张海迪式杰出青年”，其感人事迹被许多媒体争相报道，一时间名震八方。
　　1996年10月，她开辟了一条“青春热线”，抚慰了无数饱受创伤的心灵。后又创建了“英子俱乐部”，许多备感孤独、迷惘的朋友踊跃参与；英子组织他们到福利院看望老人和孩子，到站前清理标牌、广告。1997年6月，她创立了哈尔滨第一家“女子庇护所”，在没有主办单位和经费的条件下，完全义务为人排忧解难，但后来境况举步维艰，于是她办起英语班。为了每月能有400元人民币的收入。1998年6月，迫於生计，英子含泪摘下了“女子庇护所”的牌子，在外租下一处小平房，成立了家政服务中心，在小屋外墙上写着“倾诉心灵小屋”几个醒目大字。
　　几个月后，“倾诉心灵小屋”里，原来有名的“英子有约”热线变成了一条生意火爆的色情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