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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叶兆言对于题材的选择及其处理方式耐人寻味:他总是执着地将一切人物与故事置入一个清晰的、由重大政治事件构成的“历史场景”之中,这种异乎寻常的对历史的钟爱,既造就了叶兆言小说文本独特的题材特征,又标明了小说家试图以市井平民的世俗生活还原历史真相的创作心态。这种对于历史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日常”人生形态的书写,与其说是叶兆言小说的独特的“文本形式”,毋宁说是小说家本人所特有的、有着高度自觉性的“文学思维”形式。
关键词:叶兆言 小说 历史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无论以何种“立场”解读叶兆言笔下的人生故事,这位小说家对于题材的选择及其处理方式显然耐人寻味:一方面,他总是执着地将一切人物与故事置入一个清晰的、由重大政治事件构成的“历史场景”,通过事件、情节的展开,显示故事本身的“历史意义”,即:历史从未“缺场”,它时刻“在场”于身处其中的每个人身边;另一方面,它总是令人不安地让一群困居于庸常生活的市井平民担当这一历史场景的“主角”,展现他们污浊不堪的人生景观,从而揭示“历史”深处的灰暗真相。这种异乎寻常的叙事策略,既造就了叶兆言小说文本独特的题材特征,又标明了小说家试图以市井平民的世俗生活还原历史真相的创作心态。
比之先锋派作家对于小说“文体”效果的偏爱,叶兆言似乎更在意对小说人物、事件与情节的“历史场景”的设置,这一“历史场景”的核心,即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清末的鸦片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到民国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四一二”政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当代以来的土地改革、“反右”事件、“大跃进”风潮、“文革”动乱、“改革(开放)”进程……通过一幕幕市井平民的人生故事,叶兆言同时描述出了20世纪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演变历程,从而在另一个纬度上再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真相”。
根据所涉的时代背景,叶兆言小说的故事大致可以归为现代、当代两类。
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品,以“夜泊秦淮”系列最有影响力,四篇小说都以“民国”首都南京为背景:《状元镜》从辛亥革命写到张勋复辟,《十字铺》从北伐战争写到大革命失败,《追月楼》贯穿整个南京日占期,《半边营》集中书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还都”事件。此外,《花煞》在一个虚构的中西文化大碰撞的城市中写清末民初的洋人入侵,《花影》则在一座二十年代的江南小城中写尽新旧文化的冲突。最为“详尽”的历史叙述,莫过于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通过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叶兆言几乎把南京城1937年从1月到12月间的重大市政活动写了一遍,即如:党务整顿、新生活运动、禁娼运动、灭蝇运动、殡葬改革等等,抽去虚构的人物和场景,即是一部“1937年南京史”。
描写当代的作品,以《枣树的故事》最有“历史意味”,小说以岫云的人生历程为主线,从日伪时期落笔,写到改革开放初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没有玻璃的花房》以木木的成长来写那个特殊的年代——文革,为什么叫《没有玻璃的花房》呢?因为花房是成长的地方,但是玻璃已被打碎,而木木这一代人正成长于这样的恶劣时代之中。《纪念葛锐》、《纪念少女楼兰》、《雪地传说》等写知识青年的农场生活。《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以均匀的速度写四十年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从知青下乡到回城,从就业到失业,从下岗到退休。
事实上,即使是在随笔、杂谈一类“闲文”中,叶兆言似乎也时时不忘对“历史”的追问,一本《老南京:旧影秦淮》完全就是“民国旧事”的记录,《杂花生树》追叙文人逸事,也脱不了史家情怀,即如一位研究者评论:“我觉得这一组文章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构成很有见地的现代文学史,如果分开来就可以写成一个很好读的现代文人史。”
比之余华在文本中明确“标注”年代月份以及苏童对历史生活场景的惊人想象力,叶兆言对历史的执着与认真显然更见“功夫”,他的很多作品可以参照历史读物来看,几乎达到了为历史反省、补白的程度。至此我们不难断言,自“夜泊秦淮”系列开始,叶兆言可谓“别有用心”地以市井平民的庸常生活故事完成了对“百年中国”的历史书写,透过种种“历史场景”的铺叙,一切人物、事件、情节、场面仿佛都构成历史的一部分,它们无一不凸显出小说家内心深处萦绕不已的“历史情结”,即:历史时时“在场”。
作为小说家,叶兆言对“历史”的爱好几乎超过了故事,这种特殊的写作兴趣究竟因何而来?
按照朱光潜在《文学的趣味》中的阐释,一个作家的个人风格总是来自他的特殊“趣味”,这种“趣味”,大抵包括“资禀性情”、“身世经历”和“传统习尚”三个因素。从叶兆言的创作历程看,其“历史情结”的形成显然属于他个人的特殊“趣味”。我国叙事文学一直受到“正史”传统的影响,小说家对于史家笔法的追求,历来为批评家苛求。作为一个家学深厚的当代作家,叶兆言从不掩饰自己对历史的偏爱,他曾坦言:“我特别喜欢历史,我是有历史癖的人。”大学时期,他曾到历史系选修国民党史和太平天国史的课程;研究生阶段,他阅读作品的兴奋点也多在历史著作,他对新文学研究,也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他曾静下心来用很大的工夫去编纂长篇小说年谱,花很多时间泡图书馆读旧杂志、旧报纸;此外,他还特别喜欢读民国人物的旧日记。正是这种对于历史的痴迷,造成了叶兆言独特的知识素养与文化品格。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对于历史的痴迷标明了叶兆言作为小说家的知识素养与文化品格,那么对于历史与普通人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才是叶兆言钟情于历史书写的真正原因。历史作为一种“在场”的存在形式,本是无限多层、无限多面的,它有着无数种的解释与书写可能。但无论怎样理解与阐释,都离不开它与身处其中的人、尤其是普普通通的市井平民及其日常生活形式的关系,但作为历史的“代言人”,历史学家常常无法摆脱“宏大叙事”的宿命,造成一切历史本文对于市井平民及其日常人生形式的遮蔽,而小说(家)对于历史的叙述,恰恰可以摆脱宏大叙事的偏颇,无限地逼近历史的真相。这一点,正是叶兆言“历史情结”的意义所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追月楼》实际上显示了在历史过程中,个人的生存的尴尬状况。《没有玻璃的花房》在披露历史的游戏本质时,也就显示了个人与历史间的角力。……就这样,叶兆言的这几篇小说,让我们对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展开了新的思索。”
显然,在叶兆言看来,百年中国的一切人生故事书写,都离不开上述“历史”(重大政治事件);换言之,离开了上述“历史”(重大政治事件),百年中国的一切人生故事的书写,将失去价值及其意义。即,如没有清末的殖民掠夺、洋人入侵,就没有胡大少的反洋教事件的发生,没有胡大少反洋教的事件,胡大少就不会遭遇悲惨的结局;同样,没有异族入侵,就不会存在丁问渔的爱情悲剧(《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没有文革,马文的乱伦可能就不存在(《走近夜晚》);离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老四的浪子回头(《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也不存在国有企业职工陈小民和师傅一家的下岗(《陈小民的目光》)……这些历史的“主人公”们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他们不能像英雄人物那样参与或改变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进程,但是,他们的命运起伏无一不与“历史”发生紧密联系。
当然,叶兆言不是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不屑于责备宏大叙事的空洞,他只是一个小说家,所以他用他的“故事”来验证历史与普通人生的关系。从《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风雨无乡》一类小说作品,我们还可以清晰地发现个人是如何被历史左右、撕扯且又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干干净净!显然,就历史与人的关系而言,历史对个人的命运总是冷漠、隔绝的,普普通通的市井平民,几乎都远离重大政治事件,但是,这种“远离”最终并不能缓解、改变他们被主宰的命运,他们对此还浑然不觉,只凭本能顽强地生活下去,即如“《枣树的故事》里的岫云,《风雨无乡》中的如韵,《半边营》里的华太太,《状元镜》里的三姐,《花影》里的妤小姐,这些女人被不断的历史变化和错位的历史抛来抛去,但她们并没有能力去反思历史,而是以一种承受命运的方式,动用自己的各种智慧,在反伦理的过程中,忍受活着的艰难。”
那么,这种对于历史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日常”人生形态的书写,与其说是叶兆言小说的“文本形式”,毋宁说是这位小说家本人所特有的、有着高度自觉性的“文学思维”形式。他曾说:“我总觉得100多年来,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让我入迷。我想如果有可能,我要反映这几代知识分子,构成一个系列……我曾想以这些人为主角,构造出一部所谓‘史诗’小说……”。这个宏伟的蓝图,通过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从晚清旧派文人丁老先生(《追月楼》)、民国时期的江庚(《战火浮生》)、丁问渔(《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到文革时期的马文(《走进夜晚》),再到八十年代的林美(《作家林美女士》)、迟钦亭(《艳歌》),最后到世纪之交的候德义、陈冰(《捕捉心跳》)、老贾(《花开四季》)……从20世纪前半期国家危难之际的“祖父”到建国前后陷入政治泥潭的“父亲”再到当下市场化、物质化的知识者“我们”,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形态和人生悲喜剧,一一成为历史演绎的“主角”,在描写这些小人物的历史命运时,他“脑子里更多地不是在想文学演变这个问题,而是琢磨历史的演变”,“特别愿意从一代一代知识分子的变化来看社会的发展”——这才是叶兆言历史书写的真正挑战,不仅写人,而且要写出每个人背后的历史,写出人与历史的共振关系。这种共振关系,说大了是历史与个人的关系,是个体存在与历史的共同进退,说小了就是历史中的个人在寻求生存和发展时的沉浮挣扎。
事实上,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历史,个人在时代面前总是微不足道的,但恰恰正是这些不足道的小人物日复一日的庸常琐碎生活构成了历史最重要的部分,而小说的使命就在于表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小说不是历史而只是“小说”。关于这一点,叶兆言显然心领神会。所以,虽然叶兆言钟情于历史,但是除了《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王金发考》等少数几篇作品中历史史料与人物故事可以平分秋色外,置于前台的始终是历史的“主角”——一群沉浮于庸常人生的市井平民,历史在他的绝大部分小说文本中大抵作为故事“后景”而存在。恰恰正是这无处不在的作为“后景”而存在的“历史书写”,足够充分地表明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史家”品格:他所有的小说,都表现了对失去了的时间的寻找,他的艺术兴趣就集中这一寻找上,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感悟现实,并试图为过去的百年历史重建一个历史共识,以便恢复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原貌——尤其是还原历史原貌中的“纷乱世象”,因为“这种纷乱的世象,不仅可以为普通平民的命运变化提供各种合理的现实注脚,也可以让人物的内在人性获得极端化的展示”。
结语
自以“夜泊秦淮”系列登上文坛以来,叶兆言从事小说创作已有二十余年,二十年时间,对于一个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而言或许算不得什么,但若一个作家用二十年时间坚守一个写作题材而心无旁骛,那他的努力就值得尊敬了。在中国新时期文坛上,叶兆言正是这样一个忠于坚守的作家,从他林林总总的小说文本中,我们不难勾勒他那种坚韧而一贯的、在重大政治事件构成的“历史场景”中书写市井平民生活的创作轨迹,我们甚至不难预见他未来阶段的创作之路。
参考文献:
[1] 叶兆言、王尧:《作家永远通过写作在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2] 朱光潜:《谈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周新民:《叶兆言小说的历史意识》,《小说评论》,2004年第3期。
[4] 洪治纲:《叶兆言的世态风情》,2007年7月南京“叶兆言作品研讨会”发言稿。
[5] 叶兆言、余斌:《午后的岁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李亚,女,1978—,江苏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工作单位:盐城高等师范学校。
关键词:叶兆言 小说 历史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无论以何种“立场”解读叶兆言笔下的人生故事,这位小说家对于题材的选择及其处理方式显然耐人寻味:一方面,他总是执着地将一切人物与故事置入一个清晰的、由重大政治事件构成的“历史场景”,通过事件、情节的展开,显示故事本身的“历史意义”,即:历史从未“缺场”,它时刻“在场”于身处其中的每个人身边;另一方面,它总是令人不安地让一群困居于庸常生活的市井平民担当这一历史场景的“主角”,展现他们污浊不堪的人生景观,从而揭示“历史”深处的灰暗真相。这种异乎寻常的叙事策略,既造就了叶兆言小说文本独特的题材特征,又标明了小说家试图以市井平民的世俗生活还原历史真相的创作心态。
比之先锋派作家对于小说“文体”效果的偏爱,叶兆言似乎更在意对小说人物、事件与情节的“历史场景”的设置,这一“历史场景”的核心,即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清末的鸦片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到民国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四一二”政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当代以来的土地改革、“反右”事件、“大跃进”风潮、“文革”动乱、“改革(开放)”进程……通过一幕幕市井平民的人生故事,叶兆言同时描述出了20世纪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演变历程,从而在另一个纬度上再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真相”。
根据所涉的时代背景,叶兆言小说的故事大致可以归为现代、当代两类。
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品,以“夜泊秦淮”系列最有影响力,四篇小说都以“民国”首都南京为背景:《状元镜》从辛亥革命写到张勋复辟,《十字铺》从北伐战争写到大革命失败,《追月楼》贯穿整个南京日占期,《半边营》集中书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还都”事件。此外,《花煞》在一个虚构的中西文化大碰撞的城市中写清末民初的洋人入侵,《花影》则在一座二十年代的江南小城中写尽新旧文化的冲突。最为“详尽”的历史叙述,莫过于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通过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叶兆言几乎把南京城1937年从1月到12月间的重大市政活动写了一遍,即如:党务整顿、新生活运动、禁娼运动、灭蝇运动、殡葬改革等等,抽去虚构的人物和场景,即是一部“1937年南京史”。
描写当代的作品,以《枣树的故事》最有“历史意味”,小说以岫云的人生历程为主线,从日伪时期落笔,写到改革开放初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没有玻璃的花房》以木木的成长来写那个特殊的年代——文革,为什么叫《没有玻璃的花房》呢?因为花房是成长的地方,但是玻璃已被打碎,而木木这一代人正成长于这样的恶劣时代之中。《纪念葛锐》、《纪念少女楼兰》、《雪地传说》等写知识青年的农场生活。《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以均匀的速度写四十年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从知青下乡到回城,从就业到失业,从下岗到退休。
事实上,即使是在随笔、杂谈一类“闲文”中,叶兆言似乎也时时不忘对“历史”的追问,一本《老南京:旧影秦淮》完全就是“民国旧事”的记录,《杂花生树》追叙文人逸事,也脱不了史家情怀,即如一位研究者评论:“我觉得这一组文章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构成很有见地的现代文学史,如果分开来就可以写成一个很好读的现代文人史。”
比之余华在文本中明确“标注”年代月份以及苏童对历史生活场景的惊人想象力,叶兆言对历史的执着与认真显然更见“功夫”,他的很多作品可以参照历史读物来看,几乎达到了为历史反省、补白的程度。至此我们不难断言,自“夜泊秦淮”系列开始,叶兆言可谓“别有用心”地以市井平民的庸常生活故事完成了对“百年中国”的历史书写,透过种种“历史场景”的铺叙,一切人物、事件、情节、场面仿佛都构成历史的一部分,它们无一不凸显出小说家内心深处萦绕不已的“历史情结”,即:历史时时“在场”。
作为小说家,叶兆言对“历史”的爱好几乎超过了故事,这种特殊的写作兴趣究竟因何而来?
按照朱光潜在《文学的趣味》中的阐释,一个作家的个人风格总是来自他的特殊“趣味”,这种“趣味”,大抵包括“资禀性情”、“身世经历”和“传统习尚”三个因素。从叶兆言的创作历程看,其“历史情结”的形成显然属于他个人的特殊“趣味”。我国叙事文学一直受到“正史”传统的影响,小说家对于史家笔法的追求,历来为批评家苛求。作为一个家学深厚的当代作家,叶兆言从不掩饰自己对历史的偏爱,他曾坦言:“我特别喜欢历史,我是有历史癖的人。”大学时期,他曾到历史系选修国民党史和太平天国史的课程;研究生阶段,他阅读作品的兴奋点也多在历史著作,他对新文学研究,也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他曾静下心来用很大的工夫去编纂长篇小说年谱,花很多时间泡图书馆读旧杂志、旧报纸;此外,他还特别喜欢读民国人物的旧日记。正是这种对于历史的痴迷,造成了叶兆言独特的知识素养与文化品格。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对于历史的痴迷标明了叶兆言作为小说家的知识素养与文化品格,那么对于历史与普通人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才是叶兆言钟情于历史书写的真正原因。历史作为一种“在场”的存在形式,本是无限多层、无限多面的,它有着无数种的解释与书写可能。但无论怎样理解与阐释,都离不开它与身处其中的人、尤其是普普通通的市井平民及其日常生活形式的关系,但作为历史的“代言人”,历史学家常常无法摆脱“宏大叙事”的宿命,造成一切历史本文对于市井平民及其日常人生形式的遮蔽,而小说(家)对于历史的叙述,恰恰可以摆脱宏大叙事的偏颇,无限地逼近历史的真相。这一点,正是叶兆言“历史情结”的意义所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追月楼》实际上显示了在历史过程中,个人的生存的尴尬状况。《没有玻璃的花房》在披露历史的游戏本质时,也就显示了个人与历史间的角力。……就这样,叶兆言的这几篇小说,让我们对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展开了新的思索。”
显然,在叶兆言看来,百年中国的一切人生故事书写,都离不开上述“历史”(重大政治事件);换言之,离开了上述“历史”(重大政治事件),百年中国的一切人生故事的书写,将失去价值及其意义。即,如没有清末的殖民掠夺、洋人入侵,就没有胡大少的反洋教事件的发生,没有胡大少反洋教的事件,胡大少就不会遭遇悲惨的结局;同样,没有异族入侵,就不会存在丁问渔的爱情悲剧(《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没有文革,马文的乱伦可能就不存在(《走近夜晚》);离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老四的浪子回头(《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也不存在国有企业职工陈小民和师傅一家的下岗(《陈小民的目光》)……这些历史的“主人公”们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他们不能像英雄人物那样参与或改变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进程,但是,他们的命运起伏无一不与“历史”发生紧密联系。
当然,叶兆言不是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不屑于责备宏大叙事的空洞,他只是一个小说家,所以他用他的“故事”来验证历史与普通人生的关系。从《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风雨无乡》一类小说作品,我们还可以清晰地发现个人是如何被历史左右、撕扯且又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干干净净!显然,就历史与人的关系而言,历史对个人的命运总是冷漠、隔绝的,普普通通的市井平民,几乎都远离重大政治事件,但是,这种“远离”最终并不能缓解、改变他们被主宰的命运,他们对此还浑然不觉,只凭本能顽强地生活下去,即如“《枣树的故事》里的岫云,《风雨无乡》中的如韵,《半边营》里的华太太,《状元镜》里的三姐,《花影》里的妤小姐,这些女人被不断的历史变化和错位的历史抛来抛去,但她们并没有能力去反思历史,而是以一种承受命运的方式,动用自己的各种智慧,在反伦理的过程中,忍受活着的艰难。”
那么,这种对于历史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日常”人生形态的书写,与其说是叶兆言小说的“文本形式”,毋宁说是这位小说家本人所特有的、有着高度自觉性的“文学思维”形式。他曾说:“我总觉得100多年来,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让我入迷。我想如果有可能,我要反映这几代知识分子,构成一个系列……我曾想以这些人为主角,构造出一部所谓‘史诗’小说……”。这个宏伟的蓝图,通过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从晚清旧派文人丁老先生(《追月楼》)、民国时期的江庚(《战火浮生》)、丁问渔(《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到文革时期的马文(《走进夜晚》),再到八十年代的林美(《作家林美女士》)、迟钦亭(《艳歌》),最后到世纪之交的候德义、陈冰(《捕捉心跳》)、老贾(《花开四季》)……从20世纪前半期国家危难之际的“祖父”到建国前后陷入政治泥潭的“父亲”再到当下市场化、物质化的知识者“我们”,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形态和人生悲喜剧,一一成为历史演绎的“主角”,在描写这些小人物的历史命运时,他“脑子里更多地不是在想文学演变这个问题,而是琢磨历史的演变”,“特别愿意从一代一代知识分子的变化来看社会的发展”——这才是叶兆言历史书写的真正挑战,不仅写人,而且要写出每个人背后的历史,写出人与历史的共振关系。这种共振关系,说大了是历史与个人的关系,是个体存在与历史的共同进退,说小了就是历史中的个人在寻求生存和发展时的沉浮挣扎。
事实上,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历史,个人在时代面前总是微不足道的,但恰恰正是这些不足道的小人物日复一日的庸常琐碎生活构成了历史最重要的部分,而小说的使命就在于表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小说不是历史而只是“小说”。关于这一点,叶兆言显然心领神会。所以,虽然叶兆言钟情于历史,但是除了《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王金发考》等少数几篇作品中历史史料与人物故事可以平分秋色外,置于前台的始终是历史的“主角”——一群沉浮于庸常人生的市井平民,历史在他的绝大部分小说文本中大抵作为故事“后景”而存在。恰恰正是这无处不在的作为“后景”而存在的“历史书写”,足够充分地表明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史家”品格:他所有的小说,都表现了对失去了的时间的寻找,他的艺术兴趣就集中这一寻找上,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感悟现实,并试图为过去的百年历史重建一个历史共识,以便恢复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原貌——尤其是还原历史原貌中的“纷乱世象”,因为“这种纷乱的世象,不仅可以为普通平民的命运变化提供各种合理的现实注脚,也可以让人物的内在人性获得极端化的展示”。
结语
自以“夜泊秦淮”系列登上文坛以来,叶兆言从事小说创作已有二十余年,二十年时间,对于一个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而言或许算不得什么,但若一个作家用二十年时间坚守一个写作题材而心无旁骛,那他的努力就值得尊敬了。在中国新时期文坛上,叶兆言正是这样一个忠于坚守的作家,从他林林总总的小说文本中,我们不难勾勒他那种坚韧而一贯的、在重大政治事件构成的“历史场景”中书写市井平民生活的创作轨迹,我们甚至不难预见他未来阶段的创作之路。
参考文献:
[1] 叶兆言、王尧:《作家永远通过写作在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2] 朱光潜:《谈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周新民:《叶兆言小说的历史意识》,《小说评论》,2004年第3期。
[4] 洪治纲:《叶兆言的世态风情》,2007年7月南京“叶兆言作品研讨会”发言稿。
[5] 叶兆言、余斌:《午后的岁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李亚,女,1978—,江苏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工作单位:盐城高等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