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宗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通过列举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没有公民权利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以及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等悖论现象的存在,指出中国和西方目前的学术研究都存在普遍的规范认识危机,并试图以过密化理论来解释没有发展的商品化这一现象的存在,以说明我们可以以悖论现象的研究为突破口,来解释悖论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从而打破“规范认识”之普遍真理的神话,以实现对现有理论范式的突破｡在该文中,他运用微观实证研究——地方史等具体史料的使用和不同朝代或不同地区的比较､综合经济学､法学､史学等学科知识,独辟悖论视角,对目前的理论研究进行批判性反思和独特的图景构想,表达了对中国的近现代化问题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黄宗智;中国经济史;规范认识危机
　　中图分类号:F091.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196-02
　　
　　一、对“规范认识”之谬误的批陈
　　
　　首先,无数个“悖论”现象的出现足以让我们洞见到目前的“规范认识”存在大量谬误｡所谓的“悖论”是指“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1[,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的同时并存;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的并存;没有公民权利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以及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的存在等等｡事实上,这些“悖论”只是与现有理论相悖,而并非真正的不可理喻｡相悖现象各方之存在的确实性决定了它们可能是“正当”的,这就使人们对既有观念中的因果链条产生怀疑,而这也正是“悖论”之挑战所在｡
　　在《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黄宗智主要针对西方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和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的理论前设作一反思,继而得出目前的学术研究规范认知存在危机的结论｡他摒弃了目前学术研究单纯进行价值层面上高下比较的方式而着力于描述,认为没有此优于彼,而只是通过把每一方都当作另一方的澄清性陪衬,把两者概念化､相对化｡他认为,我们的目的应该在于阐明两者的内在逻辑与囿于文化的不同特性,了解这些变化与连续的具体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摒弃传统对现代､中国对西方的二元推论结构,因为变化与连续的过程涉及两者间多侧面的相互作用,既有妥协､适应也有反对､对抗｡对此,笔者认为,不管我们是否接受黄氏提出的一些具体见解,应当承认,他的确触及到关于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难题｡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把人为认定的事实之间的矛盾还原为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换言之,黄氏注意到了把经济现象割裂为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的分析方法无助于接近事实真相,而应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结构——功能意义上的整体来把握,这种重视整体的区域实证研究,使他认识到基于西方模式的理论无法概括中国的历史实际,即简单而不加反思地把中国化约为“与西方相同”或者化约为西方的“它者”都会不符合史实而造成一定的谬误｡对此,黄宗智在其发表的题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的文章中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尤其强调了把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四个可能的陷阱:没有批判地运用､意识形态地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如果就目前关于中国的史学研究而言,中国与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阶级关系还是人口压力｡而其中最主要的“封建主义论”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都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1[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它们始终贯穿的规范信念,但黄宗智却通过大量数据证明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在中国的存在,这一反思说明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的理论前设是错误的,但却被学者想当然的引用,结果只能是逻辑前提的错误导致结论的必然错误｡所以,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对潜意识中直接默认的“教条”反思,而决不能认为其太过明显而省略再次论证｡
　　
　　二、黄宗智对规范认识的可能突破
　　
　　黄氏在批判现有理论之余,针对悖论的质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以微观实证研究为方法,以解释悖论为突破,重新论证中国的历史发展｡对没有发展的商品化,他提出了过密型商品化理念,即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数而带来每个劳动力较高的年收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后者通常唯有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良､技术的进步或更多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虽然所谓的过密化带来的可能增长非常有限｡①
　　对于其在《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提到的在中国存在没有公民权利发展的公众领域的扩张这一悖论,他则用“第三领域”这一概念的引进加以解释｡他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近现代的西方经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而作为价值中立范畴的“第三领域”则是“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辑的存在”[2[｡这样,黄宗智给予了国家与社会同等的关注,并对这一悖论做出了适当的解释｡
　　他还认为,微观的社会研究和地方史研究方法有利于避免规范认识的错误导向｡“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用者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过倒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2[｡同样,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我们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的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
　　
　　三、对黄宗智理论建构的再反思
　　
　　黄宗智对“悖论”的可能正当与对“规范认识”的可能谬误的洞见是其理论中最为精彩之处,其敢于建构和寻求理论突破的勇气也值得钦佩和学习｡但是这不等于说他所建构的理论就的确成立｡比如,台湾学派就对其过密化理论提出挑战｡其代表之一彭幕兰在2000年撰写《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文认为,18世纪中国与西方在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以至于西方如英国这样的国家能够及时摆脱危机而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但中国却不能｡[3[与黄宗智不同,他从新古典经济学原则出发,认为中国恰恰更易于摆脱“内卷化”,所以它并不是经济没有发展的理由｡虽然《大分岔》不是专门为批判黄宗智而著,但其基本观点对“过密化”理论构成了致命的冲击｡不但如此,即使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在经济学学理上能够形成一套严密的体系,它也只不过是一种经济史假说,因为在中国汗牛充栋的史料中,调查时间的特殊性和选点的非延续性都决定了很难找到借以论证的可靠数字资料｡[3[但是,透过他貌似中性的用词及语调,我们仍能强烈地感觉到他潜意识里的价值判断｡他把中国小农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主要是美国)放在一起,称前者为“没有发展的增长”,而称后者为真正的“发展”,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变化才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寓意仍未脱离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事务的框架——虽然这是他所批判的｡美国著名学者柯文说过,“中国中心观”有两重涵义:第一,中国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中国问题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从这两重涵义,尤其从第二重涵义来看,美国学界中批判“过密化”理论的学者同样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
　　另外,黄宗智对于其他悖论的解释也需要再推敲,比如他提出了“第三领域”,但却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第三领域的概念或是这一领域的核心性质,排除法的命令方式和强调国家与社会都参加到第三领域中的观点使第三领域与国家或市民社会的界限更加模糊,等等｡
　　
　　结论
　　
　　对其理论建构的质疑并不能削减其理论本身的意义｡姑且不论其提倡和使用的利用史料的微观实证研究及跨越学科界限,综合史学､文化学､经济学的方法所带给我们的启发,单就其所主张的对“规范认识”的问题化和进行批判性反思就有着深远的意义,而且这一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史学研究,而是涉及各个领域｡其中,我们至少领会到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模型,而应寻求中国理论的自主｡对于我们的过去,无论变化形式还是推动力都不同于西方,所以其理论无法直接转译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如果真的可以,我们就无需花费如此大的精力为不同模式进行经验证明和理论概括了｡
　　黄宗智的研究旨趣始终围绕一个问题,一个萦怀于心的问题,即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如何将我们对中国未来图景的理论设想带入到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研究中来?这种理论关怀表现了其深深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相信只有这种勤于反思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引导我们走上理论诉求的正途｡
　　
　　参考文献:
　　[1]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J].史学理论研究,2003,(1):6.
　　[2]赵勤.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及其与中国法治发展的关系[J].开放时代,2002,(2).
　　[3]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N].文汇,2003-01-27.
　　[责任编辑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