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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党的十五大得出的权威的科学结论，得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检验，也得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本文试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和邓小平理论的方法论等三个方面阐释邓小平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最早由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具体是指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如何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即如何探索出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是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历史性课题。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中国具体国情下，系统性地处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中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孕育成熟以及不断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期间，邓小平理论在拨乱反正中孕育而生。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成功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面临“左”的思想障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旨在批判“两个凡是”的谬误，进而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遭遇到巨大压力时，邓小平坚定地强调：“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之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十点经验。这十点经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雏形。
党的十二大至十三大期间，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推进中不断成熟。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开创性地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党的十二大报告系统地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改革开放确立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是马克思主义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中的时代化的体现。随后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突破了传统僵化的观念，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从对立到统一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至此，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
党的十三大至十四大期间，邓小平理论在经受新的历史考验中不断深化并构成体系。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大事件，不仅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进入低潮，而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时代的考验面前，邓小平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不要惊慌失，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并且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去认识和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从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中引发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入思考，同时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方法手段关系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不仅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且认为不能把计划和市场等经济手段与基本制度等同起来，从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此次决定系统化和具体化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并且提出了清晰的基本框架和实现的总体规划。至此邓小平理论得以不断深化并形成为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受着中国化时代化的各种考验，在不断地迎击考验中，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得以发展形成。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
二、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方法论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分析方法论——以照辩证法办事为特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生产力和人民群众为根本。
邓小平理论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同时，也在方法论上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从方法论上，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的经典文章如《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目前的形势与任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等，无不从方法论的高度分析新的历史时期下，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的，充满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照辩证法办事、坚持生产力标准、坚持群众路线等重要思想，具有独特的思想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邓小平理论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关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邓小平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邓小平理论关于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思想就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统一。邓小平理论认为：对于军队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问题，以战斗力标准作为一切军事工作的准绳，是最根本的建军原则之一。在和平环境下，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手段就要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实施体制编制的改革，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再如，邓小平提出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可以作出必要的妥协让步，进而孕育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两个范围联盟的思想，把实现祖國统一作为新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
作者简介：
张佳鑫（1986—），男，山西中医学院人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最早由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具体是指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如何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即如何探索出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是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历史性课题。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中国具体国情下，系统性地处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中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孕育成熟以及不断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期间，邓小平理论在拨乱反正中孕育而生。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成功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面临“左”的思想障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旨在批判“两个凡是”的谬误，进而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遭遇到巨大压力时，邓小平坚定地强调：“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之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十点经验。这十点经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雏形。
党的十二大至十三大期间，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推进中不断成熟。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开创性地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党的十二大报告系统地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改革开放确立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是马克思主义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中的时代化的体现。随后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突破了传统僵化的观念，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从对立到统一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至此，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
党的十三大至十四大期间，邓小平理论在经受新的历史考验中不断深化并构成体系。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大事件，不仅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进入低潮，而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时代的考验面前，邓小平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不要惊慌失，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并且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去认识和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从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中引发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入思考，同时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方法手段关系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不仅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且认为不能把计划和市场等经济手段与基本制度等同起来，从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此次决定系统化和具体化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并且提出了清晰的基本框架和实现的总体规划。至此邓小平理论得以不断深化并形成为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受着中国化时代化的各种考验，在不断地迎击考验中，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得以发展形成。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
二、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方法论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分析方法论——以照辩证法办事为特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生产力和人民群众为根本。
邓小平理论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同时，也在方法论上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从方法论上，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的经典文章如《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目前的形势与任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等，无不从方法论的高度分析新的历史时期下，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的，充满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照辩证法办事、坚持生产力标准、坚持群众路线等重要思想，具有独特的思想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邓小平理论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关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邓小平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邓小平理论关于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思想就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统一。邓小平理论认为：对于军队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问题，以战斗力标准作为一切军事工作的准绳，是最根本的建军原则之一。在和平环境下，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手段就要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实施体制编制的改革，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再如，邓小平提出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可以作出必要的妥协让步，进而孕育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两个范围联盟的思想，把实现祖國统一作为新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
作者简介：
张佳鑫（1986—），男，山西中医学院人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