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企慕情境”出自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指人们为之憧憬、向往的事物，但往往由于某些困难阻隔，不能如愿以偿，从而产生了一种“距离怅惘”。《诗经》中有多篇作品都体现了“企慕情境”，在《汉广》和《关雎》中就分别描写了对于游女的悦慕，以及对于淑女的寻觅，构建了对美好事物向往和憧憬的企慕之境。在《诗经》之后，不少优秀作家也在诗文词赋的创作中继承和发展了企慕情境，不同体裁的拓展、题材内容的扩大、创作方法的丰富以及艺术表现手法的成功借鉴与发展使企慕情境更加具有表现力和活力。
【关键词】：《汉广》;《关雎》;企慕情境;企慕情境的发展及意义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之《毛诗正义·四三》中提到了“企慕情境”一说，并引用《汉广》中的诗句，“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附录》论之曰：‘夫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益至’。二诗所赋，皆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也。古罗马诗人恒吉尔名句云：‘望对岸而伸手向往’，后世会心者以为善道可望难即、欲求不遂之致。”[1]
从以上可以看出，企慕情境 “它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能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不能到达的境界。”[2]
《汉广》中的“游女”以及《关雎》中的“淑女”都是“在水一方”，这些美好事物如水中月，镜中花，可观而不能碰触，可想而不能靠近。
一、莫瑕汉广寻游女
《诗经》中《汉广》一篇，将一个男子爱慕女子的痴情和失望的心境写的真切感人，篇章情致无穷，营造了一种求女不得的企慕情境。
首章以“南有乔木，不可休息”起兴，《毛传》中译“乔”为上竦之意，即高而枝条向上的树，说明对方的地位高，自己不能企及。接着以绵延宽广的汉水比喻两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阻隔，游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第二、三两章开头言“翘翘错薪，言刈其楚”、“翘翘错薪，言刈其蒌”，即抒情主人公在众多美好女子之中，只忠贞于自己认定的那个，唯她是求。接着抒情主人公假想接近游女，秣马迎亲，然而回归现实，却有江汉为阻，于是抒情主人公因企慕至深而产生的焦虑与无奈跃然纸上。其中三叹“不可”更强化了“不可求思”的惆怅之情。
这首诗排比句居多，全篇竭力突出了游女的不可求，反复咏叹江汉之广，展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心事渺茫。虽然游女不可靠近，但抒情主人公的绵密情思中依然饱含着一份热烈、持久的精神质素，使得诗中的怅惘之情和企慕之境鲜明地呈现出来。
二、久久关声求淑女
《周南·关雎》“这首诗写男恋女之情。大意是：河边一个采荇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之’的窈窕形象使他寤寐不忘，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便成为他寤寐求其实现的愿望。”[3]
诗的第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眼前之景起兴， “关关”二字写雎鸠和鸣，继而点出“在河之洲”，先声后地，韵味全出。接着，一个容貌美好的淑女成了抒情主人公追求和向往的对象，激起了他火热的爱慕之情。第二章写淑女左右采荇时的美好姿态使抒情主人公“寤寐求之”，但由于“求之不得”，难以入眠。悠悠的思念许久不断，淑女的身影一直见于梦寐，“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晕染了深长悠远的相思之情。思服之苦让抒情主人公开始假想与淑女结婚，并且“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些设想达到了空中传情的效果，将抒情主人公对淑女如痴如狂的爱慕之情和欲求不能的耿耿不寐表现的淋漓尽致。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相思难断，所以他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幻想与淑女结婚的情景，外放了内心的微妙情感，也让诗中的“企慕情境”更加真实，使整部诗篇悠衍生动。
三、后代文人对企慕情境的发展及其意义
《汉广》中的游女和《关雎》中的淑女都是企慕对象，诗人通过取象来传意，类似这种令人向往憧憬又不易求得的对象，在后世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更为多样。
汉代五言诗《行行重行行》一篇：“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诗中运用比兴手法映衬和烘托思君之情，语言温婉，虽然着墨不多，但全篇仍然含蓄蕴藉、语短情长。诗人竭力避免内心情绪的波动，但通过“道路阻且长”、“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等刻画的意境，足以感受到主人公的思之切，念之深。但由于道路的险阻和漫长，与君会面遥遥无期，所以主人公的思念之中也掺杂着痛苦和失望。诗篇沿用比兴手法，情境委婉动人，企慕对象从“游女”、“淑女”转变为“君”。对于《古诗十九首》，“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在某些表现手法上，同时也接受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因而造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6]
汉末建安时期，曹植的《洛神赋》对企慕情境也有所发展。《洛神赋》是一篇以神话为题材的赋体文章，它以梦幻的境界作为架构，描写了一场人神之恋，浪漫主义精神洋溢，这与《诗经》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了区别，使企慕情境在浪漫主义的渲染下更加丰满。赋中首先生动细致地刻画了神女的容貌、神态和装束，如：“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青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通过大量比喻，写出神女飘渺而又富有灵气的形象特点，如此美好的神女成了诗人心中的向往和期盼，但最后却由于“人神之道殊”，洛神含恨赠珰离去，诗人因此“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这段描写有《关雎》的影子，但其中表达的情境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式的浪漫又有所不同，它的怅惘中还交织着一种难以排遣的悲哀之情。《诗经》通过诗歌这一体裁来营造企慕情境，而曹植通过赋体的艳丽文辞“刻画人神相遇而不能交接的无尽愁怨，对于表现完美事物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体验确有很好的效果。”[7] 东晋时期，陶渊明在散文《桃花源记》中展现了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天地的向往，文中刻画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全文利用多重转折的情节起伏，使故事更具神秘色彩，恬静自然、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是诗人企慕的对象，文中构造的超凡脱俗的人间仙境，是诗人向往之境。然而结尾描写南阳刘子骥为了寻觅桃花源，“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以此表达这样的理想社会只是虚构，是诗人的美好幻想。企盼的对象无法实现，诗人心中也是极其怅惘和无奈。陶渊明对于企慕对象的选择从之前的“游女”、“淑女”、“君”，即对以人为主体的向往，开始转向对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等客观事物，即以物为主体的向往，这拓宽了企慕情境的表现题材，使内容更加丰富。
盛唐时期，李白的诗歌中也透漏出企慕之境。在《长相思》中，李白就表达了一种缠绵深远的企慕情结，正如诗中所描述的“美人如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魄若飞，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让诗人为之向往的如花美人远隔云端，摧折心肝的思绪弥漫全诗。由于天长地远的阻隔，诗人难以接近美人，然而遥远、艰险的路途无法阻止诗人绵长深切的相思。这首诗从表层上来看，是诗人对如花美人的期盼，但如果联系李白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就可以进一步发现这首诗的深层意蕴。当时，唐玄宗对于国家政事越来越昏庸，致使国力日益衰退，李白积极追求进步的政治思想，渴望能在政治的舞台上一展抱负，可事与愿违，李白屡次遭受小人的谗毁和排斥，导致他的政治理想始终无法实现，所以诗中的“美人”也指他一直追求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而这些都是被隔在云端，难以企及和实现的美好愿望。
宋代文人对于企慕情境也有继承和发展，开始通过词这一体裁构造企慕情境。比如词人叶梦得的《贺新郎》，全篇融情于景，用眼前所见之景来烘托、渲染心中之情，营造了优美别致而又朦胧感伤的企慕情境。“睡起流莺语，掩苍苔、房栊向晚，乱红无数。吹尽残花无人见，惟有垂杨自舞。渐暖霭、初回轻暑。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上有乘鸾女。惊旧恨，遽如许。江南梦断横江渚，浪黏天、葡萄涨绿，半空烟雨。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蘋花寄取？但怅望、兰舟容与。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谁为我，唱金缕？”词的上片描绘了暮春时期莺声婉转，苍苔和落红笼罩在暮色之中的图景，接着对眼前的“残花”和“垂杨”进行勾勒和点染， 从“无人见”、“自舞”可窥视出词人的寂寥落寞之情，淡淡的感伤与眼前的暮春之景融为一体。下片写曾经的伊人远去，词人企盼能够重逢，无奈江水连接远天，烟波浩渺，阻隔了相见的道路，这更加触动了词人的相思之情。由于千山阻隔、蘋花难寄、云帆难抵，词人只能在悲凉冷清的情景之中独自品尝这离愁之苦。各种常见景物在词人的组织下呈现出独特的朦胧之美，词人内心深切的愁思和想见不得的企慕之情也在景中涓涓流出。
从以上可知，《诗经》中的企慕情境在后代文人笔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首先，文学体裁的灵活多变。除了在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载体下构造企慕情境之外，后代文人还通过五言诗、赋、散文、词等题材营造企慕之境，不拘泥于《诗经》的形式，这是值得肯定的创新。其次，题材内容上的扩大。《诗经》中所追求的企慕对象大多数是以人为主体，比如“游女”、“淑女”，而之后的文人开始将企慕对象转向以物为主体，比如功名、事业以及理想等等，这大大丰富了企慕情境的题材内容，使其更加充实、立体和全面。再次，创作方法更加多样。《诗经》开创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诗中大多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构筑企慕情境，而后来的文人渐渐开始在浪漫主义中寻觅企慕之境，这为企慕增添了朦胧别致的意趣，也突破了之前的创作方法。最后，艺术表现手法的成功借鉴与发展。《诗经》中善于运用比兴手法烘托事物，诗人通过各种生动具体的比兴形象来寄托企慕之情，这就使诗歌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同时使诗意更加委曲含蓄，富有诗情和魅力。后代文人成功借鉴和发展了比兴手法，使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优良传统，通过比兴，文人们创作出许多比类切至、兴寄独深的艺术形象，让中国文学呈现出含蓄蕴藉、韵味悠长的民族特色。除了比兴，赋这一表现手法在赋体文学中也较为多见，铺陈叙述的方法大大丰富了艺术表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艺术借鉴。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3.
[2]陈子谦.论钱钟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3.
[3]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2：3.
[4]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45.
[5]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32.
[6]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13.
[7]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278.
【关键词】：《汉广》;《关雎》;企慕情境;企慕情境的发展及意义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之《毛诗正义·四三》中提到了“企慕情境”一说，并引用《汉广》中的诗句，“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附录》论之曰：‘夫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益至’。二诗所赋，皆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也。古罗马诗人恒吉尔名句云：‘望对岸而伸手向往’，后世会心者以为善道可望难即、欲求不遂之致。”[1]
从以上可以看出，企慕情境 “它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能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不能到达的境界。”[2]
《汉广》中的“游女”以及《关雎》中的“淑女”都是“在水一方”，这些美好事物如水中月，镜中花，可观而不能碰触，可想而不能靠近。
一、莫瑕汉广寻游女
《诗经》中《汉广》一篇，将一个男子爱慕女子的痴情和失望的心境写的真切感人，篇章情致无穷，营造了一种求女不得的企慕情境。
首章以“南有乔木，不可休息”起兴，《毛传》中译“乔”为上竦之意，即高而枝条向上的树，说明对方的地位高，自己不能企及。接着以绵延宽广的汉水比喻两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阻隔，游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第二、三两章开头言“翘翘错薪，言刈其楚”、“翘翘错薪，言刈其蒌”，即抒情主人公在众多美好女子之中，只忠贞于自己认定的那个，唯她是求。接着抒情主人公假想接近游女，秣马迎亲，然而回归现实，却有江汉为阻，于是抒情主人公因企慕至深而产生的焦虑与无奈跃然纸上。其中三叹“不可”更强化了“不可求思”的惆怅之情。
这首诗排比句居多，全篇竭力突出了游女的不可求，反复咏叹江汉之广，展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心事渺茫。虽然游女不可靠近，但抒情主人公的绵密情思中依然饱含着一份热烈、持久的精神质素，使得诗中的怅惘之情和企慕之境鲜明地呈现出来。
二、久久关声求淑女
《周南·关雎》“这首诗写男恋女之情。大意是：河边一个采荇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之’的窈窕形象使他寤寐不忘，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便成为他寤寐求其实现的愿望。”[3]
诗的第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眼前之景起兴， “关关”二字写雎鸠和鸣，继而点出“在河之洲”，先声后地，韵味全出。接着，一个容貌美好的淑女成了抒情主人公追求和向往的对象，激起了他火热的爱慕之情。第二章写淑女左右采荇时的美好姿态使抒情主人公“寤寐求之”，但由于“求之不得”，难以入眠。悠悠的思念许久不断，淑女的身影一直见于梦寐，“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晕染了深长悠远的相思之情。思服之苦让抒情主人公开始假想与淑女结婚，并且“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些设想达到了空中传情的效果，将抒情主人公对淑女如痴如狂的爱慕之情和欲求不能的耿耿不寐表现的淋漓尽致。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相思难断，所以他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幻想与淑女结婚的情景，外放了内心的微妙情感，也让诗中的“企慕情境”更加真实，使整部诗篇悠衍生动。
三、后代文人对企慕情境的发展及其意义
《汉广》中的游女和《关雎》中的淑女都是企慕对象，诗人通过取象来传意，类似这种令人向往憧憬又不易求得的对象，在后世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更为多样。
汉代五言诗《行行重行行》一篇：“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诗中运用比兴手法映衬和烘托思君之情，语言温婉，虽然着墨不多，但全篇仍然含蓄蕴藉、语短情长。诗人竭力避免内心情绪的波动，但通过“道路阻且长”、“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等刻画的意境，足以感受到主人公的思之切，念之深。但由于道路的险阻和漫长，与君会面遥遥无期，所以主人公的思念之中也掺杂着痛苦和失望。诗篇沿用比兴手法，情境委婉动人，企慕对象从“游女”、“淑女”转变为“君”。对于《古诗十九首》，“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在某些表现手法上，同时也接受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因而造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6]
汉末建安时期，曹植的《洛神赋》对企慕情境也有所发展。《洛神赋》是一篇以神话为题材的赋体文章，它以梦幻的境界作为架构，描写了一场人神之恋，浪漫主义精神洋溢，这与《诗经》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了区别，使企慕情境在浪漫主义的渲染下更加丰满。赋中首先生动细致地刻画了神女的容貌、神态和装束，如：“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青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通过大量比喻，写出神女飘渺而又富有灵气的形象特点，如此美好的神女成了诗人心中的向往和期盼，但最后却由于“人神之道殊”，洛神含恨赠珰离去，诗人因此“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这段描写有《关雎》的影子，但其中表达的情境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式的浪漫又有所不同，它的怅惘中还交织着一种难以排遣的悲哀之情。《诗经》通过诗歌这一体裁来营造企慕情境，而曹植通过赋体的艳丽文辞“刻画人神相遇而不能交接的无尽愁怨，对于表现完美事物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体验确有很好的效果。”[7] 东晋时期，陶渊明在散文《桃花源记》中展现了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天地的向往，文中刻画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全文利用多重转折的情节起伏，使故事更具神秘色彩，恬静自然、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是诗人企慕的对象，文中构造的超凡脱俗的人间仙境，是诗人向往之境。然而结尾描写南阳刘子骥为了寻觅桃花源，“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以此表达这样的理想社会只是虚构，是诗人的美好幻想。企盼的对象无法实现，诗人心中也是极其怅惘和无奈。陶渊明对于企慕对象的选择从之前的“游女”、“淑女”、“君”，即对以人为主体的向往，开始转向对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等客观事物，即以物为主体的向往，这拓宽了企慕情境的表现题材，使内容更加丰富。
盛唐时期，李白的诗歌中也透漏出企慕之境。在《长相思》中，李白就表达了一种缠绵深远的企慕情结，正如诗中所描述的“美人如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魄若飞，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让诗人为之向往的如花美人远隔云端，摧折心肝的思绪弥漫全诗。由于天长地远的阻隔，诗人难以接近美人，然而遥远、艰险的路途无法阻止诗人绵长深切的相思。这首诗从表层上来看，是诗人对如花美人的期盼，但如果联系李白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就可以进一步发现这首诗的深层意蕴。当时，唐玄宗对于国家政事越来越昏庸，致使国力日益衰退，李白积极追求进步的政治思想，渴望能在政治的舞台上一展抱负，可事与愿违，李白屡次遭受小人的谗毁和排斥，导致他的政治理想始终无法实现，所以诗中的“美人”也指他一直追求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而这些都是被隔在云端，难以企及和实现的美好愿望。
宋代文人对于企慕情境也有继承和发展，开始通过词这一体裁构造企慕情境。比如词人叶梦得的《贺新郎》，全篇融情于景，用眼前所见之景来烘托、渲染心中之情，营造了优美别致而又朦胧感伤的企慕情境。“睡起流莺语，掩苍苔、房栊向晚，乱红无数。吹尽残花无人见，惟有垂杨自舞。渐暖霭、初回轻暑。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上有乘鸾女。惊旧恨，遽如许。江南梦断横江渚，浪黏天、葡萄涨绿，半空烟雨。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蘋花寄取？但怅望、兰舟容与。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谁为我，唱金缕？”词的上片描绘了暮春时期莺声婉转，苍苔和落红笼罩在暮色之中的图景，接着对眼前的“残花”和“垂杨”进行勾勒和点染， 从“无人见”、“自舞”可窥视出词人的寂寥落寞之情，淡淡的感伤与眼前的暮春之景融为一体。下片写曾经的伊人远去，词人企盼能够重逢，无奈江水连接远天，烟波浩渺，阻隔了相见的道路，这更加触动了词人的相思之情。由于千山阻隔、蘋花难寄、云帆难抵，词人只能在悲凉冷清的情景之中独自品尝这离愁之苦。各种常见景物在词人的组织下呈现出独特的朦胧之美，词人内心深切的愁思和想见不得的企慕之情也在景中涓涓流出。
从以上可知，《诗经》中的企慕情境在后代文人笔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首先，文学体裁的灵活多变。除了在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载体下构造企慕情境之外，后代文人还通过五言诗、赋、散文、词等题材营造企慕之境，不拘泥于《诗经》的形式，这是值得肯定的创新。其次，题材内容上的扩大。《诗经》中所追求的企慕对象大多数是以人为主体，比如“游女”、“淑女”，而之后的文人开始将企慕对象转向以物为主体，比如功名、事业以及理想等等，这大大丰富了企慕情境的题材内容，使其更加充实、立体和全面。再次，创作方法更加多样。《诗经》开创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诗中大多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构筑企慕情境，而后来的文人渐渐开始在浪漫主义中寻觅企慕之境，这为企慕增添了朦胧别致的意趣，也突破了之前的创作方法。最后，艺术表现手法的成功借鉴与发展。《诗经》中善于运用比兴手法烘托事物，诗人通过各种生动具体的比兴形象来寄托企慕之情，这就使诗歌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同时使诗意更加委曲含蓄，富有诗情和魅力。后代文人成功借鉴和发展了比兴手法，使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优良传统，通过比兴，文人们创作出许多比类切至、兴寄独深的艺术形象，让中国文学呈现出含蓄蕴藉、韵味悠长的民族特色。除了比兴，赋这一表现手法在赋体文学中也较为多见，铺陈叙述的方法大大丰富了艺术表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艺术借鉴。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3.
[2]陈子谦.论钱钟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3.
[3]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2：3.
[4]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45.
[5]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32.
[6]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13.
[7]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