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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处江西九江的庐山不仅景色优美，对蒋介石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庐山由于和南京同处于长江沿岸，交通便利，成为了国府要员度假疗养，尤其是避暑的首选之地。除了抗战时期被迫迁都西南外，蒋介石几乎每年都会到庐山，并于1933年在山上建了“美庐”别墅。国民党的多次重要会议在庐山召开，还在这里举办了著名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每到夏天，庐山上达官要人云集，大有成为国府“夏都”之势。
1937年5月下旬，蒋介石再次来到庐山，一面疗治西安事变时所受的腰伤，一面处理军政要务。他拟在庐山举行谈话会，早早就拟定了邀请的各界人士，对国务进行咨询磋商。在此之前，蒋介石已经在统一内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与中共谈判，认为“共党输诚条件亦可接受” ，“对共党问题已有具体之决定”。在统一四川与两广的方面亦有进展：“粤币制统一告成，桂亦来求统一。”所以，他希望通过暑期的庐山谈话会，能在国家经济、政治与教育建设诸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
1937年6月底，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有如下小结：本月对于财政、经济、外交之方案研案颇有进步，心身亦较康复，对于暑期谈话计划之决定，共党问题方针之决定，四川方案之提出，英国交换参谋与谍报等，皆有长足之进步也。
词语中透着满意。同时，他也确定了暑期训练要旨与精神，并拟定讲话内容如下：
甲、科学精神与其办事方法。
乙、文武主官自修与研究日新又新。
丙、为民族复兴而牺牲一切，增进人民之生活及其精神，与为国牺牲之信念为依归。
丁、为社会与穷苦民众服务、爱群。
戊、新运与军训注重秩序，训练乡间观众须排队整列之习惯与清洁卫生。
己、壮丁训练课目注重轮重交通与通信技能。
庚、如何修明庶政。
有学者指出，民国建立以来，每次中国比较趋于真正的统一时，日本就会有较大的举动进行破坏。西安事变后，日军对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咄咄逼人。蒋对此有所察觉与准备，他时刻关注日本的举动，但认为中国与日本之间军事力量悬殊，中国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对倭寇祸华之毒计”要讲求对策。他想到的对策之一，是积极与英、俄等大国进行交涉，寻求国际调解中日问题的可能。蒋介石尤为重视对苏外交之运用。这与中、日、苏三国的地缘关系及日苏在远东地区的纠纷不无关系。某种程度上，蒋介石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或期待，就是利用日苏关系趋紧的局势，让苏联卷入对日问题之中。
7月初，蒋即提醒要注意研究“总动员之范围”，认为“全国总动员机构之组织方案，首先研究订定”，“巷战与别动队民训之战术重要”。
但是，在庐山专注于暑期训练与谈话会的蒋介石绝对没有想到，一场大战就在眼前。7月初的几天，蒋介石日记中每天都记训练的演讲内容。7日，蒋介石整天在手拟“建国训练”的内容，“颇费心力”。蒋提出的建国训练，包括建国的情势、建国的方法目的与思想基础、建国的项目、建国完成的具体要则等。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与安定的环境才能实现的计划。
日军进攻突如其来，打破了蒋介石按部就班的计划。
7月7日晚，驻华北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之后，日军借口有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搜查，遭到严词拒绝。7月8日凌晨，日军突然炮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中国人民全面反击日本侵略的战争，由此开始。
8日早晨，蒋接到卢沟桥冲突的消息，立即决定“准备动员，不避战事”。8日当天，蒋作出如下部署：
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因为侵华日军惯用局部的挑衅来获取利益，所以蒋一时对日军进攻卢沟桥的真实意图难下结论。他在8日考虑了几种可能性，并研判此时并非日本对华开战的有利时机，也就是说，基本断定此次“挑衅”只是一个局部事件，不会是一场大战：
倭寇在芦沟桥挑衅：甲、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
9日，蒋继续斟酌对事变的应对之道：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先将事件作为地方事件来处理，由驻华北的第29军宋哲元负责处理，甚至幻想通过谈判让华北日军退出丰台，取消伪组织：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
10日，蒋判定日军“非夺取蘆沟桥不休”，认“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蒋的谋略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所采取的“以战求和”战略，不无相似之处。
相较于蒋介石的谨慎态度，中共方面则甚为明确。8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国共两党等各方团结，抵抗日军的进攻。毛泽东、朱德等人亦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这些无疑推动着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到来。
与此同时，日军的侵略野心逐渐显露。“卢沟桥事变”初起，关东军即号召动员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近卫内阁的动员决议。11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天皇结束避暑回到东京，并“准备两师开动与关东军入关”，认为日方此举“皆内虚中干之表示”，“其结果必暴露其失败无能之弱点而已”，但亦觉“势必扩大，不能避战”。
作为回应，蒋介石即令在庐山的行政院各部回京办公，“示我政府不在意”。12日，蒋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明令宋哲元等人“固守北平与永定河线”，中央军集中保定。13日，蒋预定抽调高射炮北运，派徐永昌为石家庄行营主任。中日双方均作强硬之表示，事态逐渐升级。 蒋介石最初的战略目标是“以战求和”。因此，在派中央军北上，积极备战的同时，蒋亦在考虑事件解决的条件和限度。13日，蒋拟定对日宣言之要旨：
甲、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乙、塘沽协定范围以外地区之驻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带驻兵地点及其行动应遵守辛丑条约。
蒋认为，他能向日本让步的最后底线，是让日本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权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蒋介石的另一个顾虑是，驻守华北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原属西北军，他并不能完全掌控。事变之初，宋哲元等人亦在与日方谈判，寻求事变解决的可能。蒋对宋不与中央一致、举棋不定的态度颇为顾虑：
7月14日 宋驻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北进部队之行动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
7月15日 接明軒 （宋哲元字）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制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服之理。宋如屈服，则看其程度如何。
蒋自信，他“对倭之政略与战略一贯实行”深有研究，判断日本“不惟无开战之决心，而且局部之战争似亦有所顾忌也”，只是要威胁宋哲元不战而屈。因此，只要表示出强硬行动，“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那段时间，事变的进展让全国情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蒋在应付北方战事的同时，却还忙着要写成其预定于18日对庐山暑期训练的演讲稿——“建国运动方案”。14日，蒋记道：上午手拟建国运动方案，虽在倭寇压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国工作进行不变，而且感觉兴味益浓，对倭寇有形无形间之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之手段，以我视之，皆有不在意中也。
为实现“以战求和”的战略，蒋在积极动员备战的同时，亟思对日表明中国的决心和立场，期其“知难而退”。
事变发生后，蒋就有让外交部发表申明书，宣示中国政府对事变的态度和立场的想法。如前文所述7月13日，蒋初拟对日宣言原则。16日，蒋再命幕僚陈布雷代拟对日宣言。蒋在日记中写：
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是较之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其次卢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
然而，毕竟强硬的宣言究竟能否奏效，蒋也无把握，他提醒自己，“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作研究。
7月17日，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举行，因为“七七事变”以来的局势演变，使蒋改变了原订的计划，决定发表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所采取的方针及其个人对事变发展的判断，是为著名的“庐山谈话”：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蒋在谈话中号召全国民众，“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明确宣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心抗战，并将“抗战到底”的严正态度，得到全国各界的一致好评。毛泽东评论说，蒋的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
蒋的庐山谈话，起初毕竟是对各界名流发表，他还在考虑以何种方式公开发表、发表时机及其利弊。17日当天，蒋记道：
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乎。
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
18日，蒋约汪精卫、张群等，“商谈对倭交涉与宣言稿”。蒋最初是想用“宣言”形式发表，但后来又改变想法，“发表为卢案告国民书，或为改谈话式”，并嘱咐陈布雷修改。蒋介石所以纠结于三种发表形式，是它们之间还是有些区别的：“宣言”是一种非常正式的官方文告；“告国民书”也是官方文告，但对象限于国内；“谈话式”则在官方色彩上更弱一些。
19日，蒋接获何应钦、高宗武等人与日方谈判的报告后，认为已是宣示中国立场的时机，决定将庐山谈话的内容公开发表 （最后，仍是以“谈话式”发表，但蒋日记中称是“告国民书”），“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当时，国民政府内仍有人觉得应该缓发，以免刺激日本，但蒋介石自有判断，并下定决心：
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
7月19日，各报刊出蒋介石庐山谈话会的演讲词。蒋十分关注日方对宣言的反应：
7月20日 倭寇之弱点……对余宣布之讲演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其今明两日之态度，可以全明矣。
7月21日 倭寇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过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分之八，而形式胜利尚在其次也。然而此次集中一点作最后之反攻，危则危矣，此乃攻心之道，运用在乎一心也。 庐山谈话发表一周后，蒋不无得意地记道：“倭寇见余谈话后，开紧急阁议二次，皆不能决策，以后无论其和战，精神战胜已属于我矣。”7月20日，蒋介石即下庐山回南京，准备核发战斗系列，全面备战动员。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然而，蒋介石公开宣示立场和决心后，日方并未如其所愿，“知难而退”，反而加紧进攻。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动员中央军北上，除了表示抵抗决心，以实现“以战求和”之外，亦有打破1935年之“何梅协定”，借机让中央军再次进入华北的构想。7月17日，蒋在反省录中记道：
倭寇调关东军入关，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余即派中央军入河北到保定，不惟打击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
但是，宋哲元等人一度倾向于与日方谈判，通过政治解决事变，对蒋介石动员备战的指示并未严格执行，“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甚至要求进入河北之中央军撤退。22日，蒋获悉宋哲元前线部队主动撤退，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急电宋哲元：日方“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机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故城内防范更应严重，万勿大意”。24日，蒋再督促宋哲元积极备战：
据前昨两日，日本内地军队向韩、满运输者甚多……以中判断，不久彼必有进一步之动作，我北平城内及其附近，尤应严防，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并随时作抗战，则或可消弭战端。
25日，完成增兵动员的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北平等地，平津守军陷于被动。蒋对宋哲元“始终不悟”，未按其指示进行部署甚为可痛：
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时，倭向廊坊卅八师攻击，今申又在北平广安门对战。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而宋始终不悟，犹以为可对倭退让苟安，而反对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队撤退，可痛也乎。
蒋介石日记中对宋哲元等人的责備，是有些酷苛：一则蒋自己在没有弄清日军意图之前，也有许多的犹豫不决；二则二十九军面对日本的进攻，处于劣势。面对日军的进攻，蒋认为“大战再不能免”，急派参谋总部次长熊斌等人赴保定，加紧华北的作战部署。然而于事无补，29日，北平失陷，次日，天津亦失守。
在北平、天津岌岌可危之际，蒋开始筹划平津失陷后的应对之道，计划召开国策审议会与国防会议，考虑调整对日战略，由“应战”改为“决战”：
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及不战不和 （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抗战”之国策，须郑重考虑。对民众内部之态度，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
28日，蒋介石决定：“政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片面尽条约之义务矣。”次日，蒋介石召集各方开会讨论军事、外交、内政之方针。蒋介石记：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于三时起无人接话，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置，不足惊异也。
北平、天津的失守，日军侵占中国华北重镇，蒋介石一再宣称的抗战“最后时刻”迅即到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时，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使中国一致抗战。其中，如何实现对中共的收编显得愈发急迫。
7月中旬，国共代表再次在庐山商谈合作改编问题。但双方预期相去甚远，不欢而散，蒋一度为此“愤怒甚盛”。
但是，随着平津形势危急，亡国灭种的威胁迫使国共双方再次相向而行。27日，蒋介石记下对中共的处理方案：“对共部之研究，编而后出乎？不编而令其自出乎？”最终计划于8月将中共“编定出动”。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亦致电蒋介石，提出“八月十五号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等改编要点。
显然，在最后关头来临之际，国共双方均抛弃阋墙之争，将国家民族的存亡置于第一位。抗日战争遂成为全体中国人一致对外，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战争！
（选自《世纪》2017年第5期）
蒋介石的预定计划：完成“建国”大业
1937年5月下旬，蒋介石再次来到庐山，一面疗治西安事变时所受的腰伤，一面处理军政要务。他拟在庐山举行谈话会，早早就拟定了邀请的各界人士，对国务进行咨询磋商。在此之前，蒋介石已经在统一内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与中共谈判，认为“共党输诚条件亦可接受” ，“对共党问题已有具体之决定”。在统一四川与两广的方面亦有进展：“粤币制统一告成，桂亦来求统一。”所以，他希望通过暑期的庐山谈话会，能在国家经济、政治与教育建设诸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
1937年6月底，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有如下小结：本月对于财政、经济、外交之方案研案颇有进步，心身亦较康复，对于暑期谈话计划之决定，共党问题方针之决定，四川方案之提出，英国交换参谋与谍报等，皆有长足之进步也。
词语中透着满意。同时，他也确定了暑期训练要旨与精神，并拟定讲话内容如下：
甲、科学精神与其办事方法。
乙、文武主官自修与研究日新又新。
丙、为民族复兴而牺牲一切，增进人民之生活及其精神，与为国牺牲之信念为依归。
丁、为社会与穷苦民众服务、爱群。
戊、新运与军训注重秩序，训练乡间观众须排队整列之习惯与清洁卫生。
己、壮丁训练课目注重轮重交通与通信技能。
庚、如何修明庶政。
有学者指出，民国建立以来，每次中国比较趋于真正的统一时，日本就会有较大的举动进行破坏。西安事变后，日军对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咄咄逼人。蒋对此有所察觉与准备，他时刻关注日本的举动，但认为中国与日本之间军事力量悬殊，中国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对倭寇祸华之毒计”要讲求对策。他想到的对策之一，是积极与英、俄等大国进行交涉，寻求国际调解中日问题的可能。蒋介石尤为重视对苏外交之运用。这与中、日、苏三国的地缘关系及日苏在远东地区的纠纷不无关系。某种程度上，蒋介石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或期待，就是利用日苏关系趋紧的局势，让苏联卷入对日问题之中。
7月初，蒋即提醒要注意研究“总动员之范围”，认为“全国总动员机构之组织方案，首先研究订定”，“巷战与别动队民训之战术重要”。
但是，在庐山专注于暑期训练与谈话会的蒋介石绝对没有想到，一场大战就在眼前。7月初的几天，蒋介石日记中每天都记训练的演讲内容。7日，蒋介石整天在手拟“建国训练”的内容，“颇费心力”。蒋提出的建国训练，包括建国的情势、建国的方法目的与思想基础、建国的项目、建国完成的具体要则等。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与安定的环境才能实现的计划。
日军进攻突如其来，打破了蒋介石按部就班的计划。
突闻战况，准备动员，不避战事
7月7日晚，驻华北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之后，日军借口有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搜查，遭到严词拒绝。7月8日凌晨，日军突然炮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中国人民全面反击日本侵略的战争，由此开始。
8日早晨，蒋接到卢沟桥冲突的消息，立即决定“准备动员，不避战事”。8日当天，蒋作出如下部署：
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因为侵华日军惯用局部的挑衅来获取利益，所以蒋一时对日军进攻卢沟桥的真实意图难下结论。他在8日考虑了几种可能性，并研判此时并非日本对华开战的有利时机，也就是说，基本断定此次“挑衅”只是一个局部事件，不会是一场大战：
倭寇在芦沟桥挑衅：甲、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
9日，蒋继续斟酌对事变的应对之道：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先将事件作为地方事件来处理，由驻华北的第29军宋哲元负责处理，甚至幻想通过谈判让华北日军退出丰台，取消伪组织：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
10日，蒋判定日军“非夺取蘆沟桥不休”，认“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蒋的谋略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所采取的“以战求和”战略，不无相似之处。
相较于蒋介石的谨慎态度，中共方面则甚为明确。8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国共两党等各方团结，抵抗日军的进攻。毛泽东、朱德等人亦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这些无疑推动着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到来。
与此同时，日军的侵略野心逐渐显露。“卢沟桥事变”初起，关东军即号召动员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近卫内阁的动员决议。11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天皇结束避暑回到东京，并“准备两师开动与关东军入关”，认为日方此举“皆内虚中干之表示”，“其结果必暴露其失败无能之弱点而已”，但亦觉“势必扩大，不能避战”。
作为回应，蒋介石即令在庐山的行政院各部回京办公，“示我政府不在意”。12日，蒋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明令宋哲元等人“固守北平与永定河线”，中央军集中保定。13日，蒋预定抽调高射炮北运，派徐永昌为石家庄行营主任。中日双方均作强硬之表示，事态逐渐升级。 蒋介石最初的战略目标是“以战求和”。因此，在派中央军北上，积极备战的同时，蒋亦在考虑事件解决的条件和限度。13日，蒋拟定对日宣言之要旨：
甲、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乙、塘沽协定范围以外地区之驻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带驻兵地点及其行动应遵守辛丑条约。
蒋认为，他能向日本让步的最后底线，是让日本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权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蒋介石的另一个顾虑是，驻守华北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原属西北军，他并不能完全掌控。事变之初，宋哲元等人亦在与日方谈判，寻求事变解决的可能。蒋对宋不与中央一致、举棋不定的态度颇为顾虑：
7月14日 宋驻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北进部队之行动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
7月15日 接明軒 （宋哲元字）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制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服之理。宋如屈服，则看其程度如何。
蒋自信，他“对倭之政略与战略一贯实行”深有研究，判断日本“不惟无开战之决心，而且局部之战争似亦有所顾忌也”，只是要威胁宋哲元不战而屈。因此，只要表示出强硬行动，“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那段时间，事变的进展让全国情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蒋在应付北方战事的同时，却还忙着要写成其预定于18日对庐山暑期训练的演讲稿——“建国运动方案”。14日，蒋记道：上午手拟建国运动方案，虽在倭寇压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国工作进行不变，而且感觉兴味益浓，对倭寇有形无形间之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之手段，以我视之，皆有不在意中也。
蒋介石欲“以战求和”，使日本“知难而退”
为实现“以战求和”的战略，蒋在积极动员备战的同时，亟思对日表明中国的决心和立场，期其“知难而退”。
事变发生后，蒋就有让外交部发表申明书，宣示中国政府对事变的态度和立场的想法。如前文所述7月13日，蒋初拟对日宣言原则。16日，蒋再命幕僚陈布雷代拟对日宣言。蒋在日记中写：
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是较之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其次卢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
然而，毕竟强硬的宣言究竟能否奏效，蒋也无把握，他提醒自己，“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作研究。
7月17日，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举行，因为“七七事变”以来的局势演变，使蒋改变了原订的计划，决定发表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所采取的方针及其个人对事变发展的判断，是为著名的“庐山谈话”：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蒋在谈话中号召全国民众，“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明确宣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心抗战，并将“抗战到底”的严正态度，得到全国各界的一致好评。毛泽东评论说，蒋的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
庐山谈话后，蒋介石姿态强硬，欲打攻心战
蒋的庐山谈话，起初毕竟是对各界名流发表，他还在考虑以何种方式公开发表、发表时机及其利弊。17日当天，蒋记道：
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乎。
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
18日，蒋约汪精卫、张群等，“商谈对倭交涉与宣言稿”。蒋最初是想用“宣言”形式发表，但后来又改变想法，“发表为卢案告国民书，或为改谈话式”，并嘱咐陈布雷修改。蒋介石所以纠结于三种发表形式，是它们之间还是有些区别的：“宣言”是一种非常正式的官方文告；“告国民书”也是官方文告，但对象限于国内；“谈话式”则在官方色彩上更弱一些。
19日，蒋接获何应钦、高宗武等人与日方谈判的报告后，认为已是宣示中国立场的时机，决定将庐山谈话的内容公开发表 （最后，仍是以“谈话式”发表，但蒋日记中称是“告国民书”），“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当时，国民政府内仍有人觉得应该缓发，以免刺激日本，但蒋介石自有判断，并下定决心：
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
7月19日，各报刊出蒋介石庐山谈话会的演讲词。蒋十分关注日方对宣言的反应：
7月20日 倭寇之弱点……对余宣布之讲演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其今明两日之态度，可以全明矣。
7月21日 倭寇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过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分之八，而形式胜利尚在其次也。然而此次集中一点作最后之反攻，危则危矣，此乃攻心之道，运用在乎一心也。 庐山谈话发表一周后，蒋不无得意地记道：“倭寇见余谈话后，开紧急阁议二次，皆不能决策，以后无论其和战，精神战胜已属于我矣。”7月20日，蒋介石即下庐山回南京，准备核发战斗系列，全面备战动员。
“最后关头”已至，国共双方携手共赴国难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然而，蒋介石公开宣示立场和决心后，日方并未如其所愿，“知难而退”，反而加紧进攻。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动员中央军北上，除了表示抵抗决心，以实现“以战求和”之外，亦有打破1935年之“何梅协定”，借机让中央军再次进入华北的构想。7月17日，蒋在反省录中记道：
倭寇调关东军入关，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余即派中央军入河北到保定，不惟打击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
但是，宋哲元等人一度倾向于与日方谈判，通过政治解决事变，对蒋介石动员备战的指示并未严格执行，“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甚至要求进入河北之中央军撤退。22日，蒋获悉宋哲元前线部队主动撤退，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急电宋哲元：日方“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机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故城内防范更应严重，万勿大意”。24日，蒋再督促宋哲元积极备战：
据前昨两日，日本内地军队向韩、满运输者甚多……以中判断，不久彼必有进一步之动作，我北平城内及其附近，尤应严防，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并随时作抗战，则或可消弭战端。
25日，完成增兵动员的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北平等地，平津守军陷于被动。蒋对宋哲元“始终不悟”，未按其指示进行部署甚为可痛：
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时，倭向廊坊卅八师攻击，今申又在北平广安门对战。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而宋始终不悟，犹以为可对倭退让苟安，而反对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队撤退，可痛也乎。
蒋介石日记中对宋哲元等人的责備，是有些酷苛：一则蒋自己在没有弄清日军意图之前，也有许多的犹豫不决；二则二十九军面对日本的进攻，处于劣势。面对日军的进攻，蒋认为“大战再不能免”，急派参谋总部次长熊斌等人赴保定，加紧华北的作战部署。然而于事无补，29日，北平失陷，次日，天津亦失守。
在北平、天津岌岌可危之际，蒋开始筹划平津失陷后的应对之道，计划召开国策审议会与国防会议，考虑调整对日战略，由“应战”改为“决战”：
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及不战不和 （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抗战”之国策，须郑重考虑。对民众内部之态度，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
28日，蒋介石决定：“政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片面尽条约之义务矣。”次日，蒋介石召集各方开会讨论军事、外交、内政之方针。蒋介石记：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于三时起无人接话，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置，不足惊异也。
北平、天津的失守，日军侵占中国华北重镇，蒋介石一再宣称的抗战“最后时刻”迅即到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时，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使中国一致抗战。其中，如何实现对中共的收编显得愈发急迫。
7月中旬，国共代表再次在庐山商谈合作改编问题。但双方预期相去甚远，不欢而散，蒋一度为此“愤怒甚盛”。
但是，随着平津形势危急，亡国灭种的威胁迫使国共双方再次相向而行。27日，蒋介石记下对中共的处理方案：“对共部之研究，编而后出乎？不编而令其自出乎？”最终计划于8月将中共“编定出动”。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亦致电蒋介石，提出“八月十五号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等改编要点。
显然，在最后关头来临之际，国共双方均抛弃阋墙之争，将国家民族的存亡置于第一位。抗日战争遂成为全体中国人一致对外，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战争！
（选自《世纪》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