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在俄国，不乏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中的很多倾其一生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典籍，在俄发行的译本也不在少数。现只希望通过我粗浅的调查和研究，整理出中国典籍俄译本在俄发行现状，为广大俄语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中国典籍 俄译本 汉学家
一.俄译本的出版发行历程
典籍俄译本的开端是我们的儒学经典——《论语》。在18世纪初的帝俄时期，彼得一世开始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传教士团，1868年，传教士瓦西里耶夫发表了《论语》的俄译本，刊登在《汉语文选第二卷试读》上。此外，瓦西里把《论语》作为汉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课本，并把它作为圣彼得堡大学汉学专业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这对后来《论语》在俄国读书人中的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0年，波波夫的《论语》俄译本出版。这是帝俄时期最为全面的一个译本，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论语》在沙俄的传播。
苏联时期俄国汉学家对儒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研究比较薄弱，后期即20世纪80年代之后，儒学研究又获得了新的发展。众所周知，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俄国的指导思想，此时的中国也正在兴起新文化运动，运动的矛头就是批孔、打倒孔家店，就是说儒学在当时经历了一段被厌弃的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苏联受到冷落就不足为奇了。之后，中苏关系曾经有段蜜月期，期间中苏文化交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苏联成立了不少学院与研究机构，旨在培养汉学人才，探寻中华文化。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由原来的批儒、反儒到后来倡导弘扬儒学及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举措给曾受抨击的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在苏联解体后，俄国对儒学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翻译了大量的儒学作品，《论语》的翻译状况有所好转，出现了西门诺科这样的翻译大家，《论语》的影响得以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日益扩大。
前苏联解体后，《论语》的翻译又获得了新的进展，迎来了新的高峰。1999年，圣彼得堡出版了《论语》文集，其中收集了自瓦西里以来的所有俄语译本。这一文集清晰、全面地展示了《论语》在俄国的发展、研究状况。80年代后，中苏关系回暖，学术氛围自由、轻松。贝列罗莫夫开始翻译《论语》，他的《论语》译本总结了历代俄罗斯学者对《论语》翻译的精华，可以说是目前俄罗斯学术界最完善、最系统的译本。2000年，莫斯科出版马尔德诺夫（А·С·Мартынов）翻译的《论语》俄译本，书名为《孔子·论语》。2001年，圣彼得堡再次出版了他翻译的《论语》，书名更改为《儒学·论语》。这本书共包含1-2卷，与2000年的译本相比较，该译本作了一些修改。贝列罗莫夫认为：“马尔德诺夫克服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离开逐字逐句的直译，他成功地传达了《论语》中对话和叙述的主要内容。”
二.著名的俄籍汉学家
上文提到，帝俄时期彼得一世曾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自那时起直到1956年自主的中华东正教会成立，此间共有20届传教士团来华。虽然这些传教士担负有特殊的职责，其主要活动却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客观上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汉学家，如罗索欣（И·К·Россохин）（第二届）、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第九届）、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第十二届）、卡法罗夫（В·И·Кафаров，教名巴拉第）（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五届）等人即是。其中，比丘林是“俄国汉学奠基人”;瓦西里是最早把《论语》引入到大学课堂的人;可以说，驻华传教士团是培养俄罗斯汉学家的摇篮，是俄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发端。
说到新时期俄国最著名的研究儒学的汉学家，不能不提及“莫斯科的孔夫子”列奥纳尔德·谢尔盖耶维奇·贝列罗莫夫博士。如果把俄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比作一条光辉灿烂的星河，贝列罗莫夫就是最耀眼的星星之一。他的《论语》译本总结了历代俄罗斯学者对《论语》翻译的精华，可以说是目前俄罗斯学术界最完善、最系统的译本，他亦因此获得叶利钦总统亲笔签名的“最杰出的科學活动家”之金质奖章。
还有很多位出色的汉学家，像阿·彼·罗高寿、列·艾德林、阿·德拉古诺夫、尼·涅夫斯基、尤·休茨基和费德林等，以及目前正活跃在俄国汉学界的第三代代表李福清、弗·索罗金等，为汉学研究奉献了诸多心血，值得我们敬佩和尊敬。
三.现行的典籍俄译本数量及在俄普及程度
有数据表明，现今我国典籍在俄发行量远不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下活跃在俄罗斯文化市场的多数为我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像冯骥才、王蒙、贾平凹、陆文夫、莫言等人，近二十年来比较受追捧，但是这些文学家的作品出版发行以及销售，相比于整个俄罗斯市场，所占份额少得可怜，就更不用说我们的典籍了。近期我针对莫斯科在读大学生、在职大学老师和普通群众以问卷形式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受访人中，所在区域或学校经常组织有关了解中国典籍活动的情况为零，很少组织且涉及面很窄的情况却近百分之六十;而相关地区对中国典籍的普及工作和学校开设课程情况相对可观一点，近百分之七十的受访者表示在学校有相关的课程开设且内容全面，但是普及程度不太理想。这不难看出，中国典籍如今在俄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只是宣传力度不够，宣传范围不广，现状的改善空间较大。
四.在俄受欢迎的中国典籍及大众了解程度
通过我与国内接触到的俄罗斯外教和留学生的交流中发现，由于现在正处于“汉语热”的全球趋势下，孔子学院在国外的大量开设，也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渠道，提到中国文化，俄罗斯人很容易联想到我们的文圣孔子，并把孔老先生视作我们传统文化的代言人。除此之外，因俄国文学也享誉世界，俄国人又偏爱诗歌，所以对我们的古诗集也颇有兴趣，杜甫和李白这两个名字也为他们所熟知。因而儒学著作、诗经、楚辞汉赋和唐诗宋词是他们想要了解中国典籍的首选之作。然后是四大名著，在俄罗斯也不乏许多学者和广大爱好者的追捧。 五.原因浅析
中国典籍俄译本在俄罗斯的出版发行程度，受中俄关系及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发行量变化整体来讲程曲线波动，有兴盛的波峰时期，也有低落的波谷期。从微观角度分析的话，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原因，中俄文化巨大的差异也是导致典籍在俄普及度不高的重要因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的典籍承载着祖辈的智慧结晶，沉淀着数千年的文化底蕴，文言文语体即便是我们自己研读起来也不免觉得有些冗长枯燥晦涩难懂，不用些工夫和心力很难真正读懂，更别说是外国人了。另外，正因为文化和文字的不同，很多俄籍汉学家在翻译的时候出现词不达意、误译乱译等情况，主要分为语言误译和文化误译。中俄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前者是发源于东方黄河流域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后者是国土辽阔、气候寒冷、兼有东西方文化双重特点的西方大国。语言上，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析语，而俄语则属于斯拉夫语系东斯拉夫语支，主要靠语言内部形式变化的表意的综合语，翻译中的误译也由此而起。比如，我国宋代文豪苏轼的《前赤壁赋》在译成俄文后，出现的误译情况就很多，现取代表性例子列举如下：
（1）“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
Так мы пили вино， и вес- елью，казалось，не
关键词：中国典籍 俄译本 汉学家
一.俄译本的出版发行历程
典籍俄译本的开端是我们的儒学经典——《论语》。在18世纪初的帝俄时期，彼得一世开始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传教士团，1868年，传教士瓦西里耶夫发表了《论语》的俄译本，刊登在《汉语文选第二卷试读》上。此外，瓦西里把《论语》作为汉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课本，并把它作为圣彼得堡大学汉学专业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这对后来《论语》在俄国读书人中的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0年，波波夫的《论语》俄译本出版。这是帝俄时期最为全面的一个译本，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论语》在沙俄的传播。
苏联时期俄国汉学家对儒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研究比较薄弱，后期即20世纪80年代之后，儒学研究又获得了新的发展。众所周知，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俄国的指导思想，此时的中国也正在兴起新文化运动，运动的矛头就是批孔、打倒孔家店，就是说儒学在当时经历了一段被厌弃的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苏联受到冷落就不足为奇了。之后，中苏关系曾经有段蜜月期，期间中苏文化交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苏联成立了不少学院与研究机构，旨在培养汉学人才，探寻中华文化。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由原来的批儒、反儒到后来倡导弘扬儒学及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举措给曾受抨击的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在苏联解体后，俄国对儒学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翻译了大量的儒学作品，《论语》的翻译状况有所好转，出现了西门诺科这样的翻译大家，《论语》的影响得以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日益扩大。
前苏联解体后，《论语》的翻译又获得了新的进展，迎来了新的高峰。1999年，圣彼得堡出版了《论语》文集，其中收集了自瓦西里以来的所有俄语译本。这一文集清晰、全面地展示了《论语》在俄国的发展、研究状况。80年代后，中苏关系回暖，学术氛围自由、轻松。贝列罗莫夫开始翻译《论语》，他的《论语》译本总结了历代俄罗斯学者对《论语》翻译的精华，可以说是目前俄罗斯学术界最完善、最系统的译本。2000年，莫斯科出版马尔德诺夫（А·С·Мартынов）翻译的《论语》俄译本，书名为《孔子·论语》。2001年，圣彼得堡再次出版了他翻译的《论语》，书名更改为《儒学·论语》。这本书共包含1-2卷，与2000年的译本相比较，该译本作了一些修改。贝列罗莫夫认为：“马尔德诺夫克服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离开逐字逐句的直译，他成功地传达了《论语》中对话和叙述的主要内容。”
二.著名的俄籍汉学家
上文提到，帝俄时期彼得一世曾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自那时起直到1956年自主的中华东正教会成立，此间共有20届传教士团来华。虽然这些传教士担负有特殊的职责，其主要活动却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客观上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汉学家，如罗索欣（И·К·Россохин）（第二届）、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第九届）、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第十二届）、卡法罗夫（В·И·Кафаров，教名巴拉第）（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五届）等人即是。其中，比丘林是“俄国汉学奠基人”;瓦西里是最早把《论语》引入到大学课堂的人;可以说，驻华传教士团是培养俄罗斯汉学家的摇篮，是俄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发端。
说到新时期俄国最著名的研究儒学的汉学家，不能不提及“莫斯科的孔夫子”列奥纳尔德·谢尔盖耶维奇·贝列罗莫夫博士。如果把俄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比作一条光辉灿烂的星河，贝列罗莫夫就是最耀眼的星星之一。他的《论语》译本总结了历代俄罗斯学者对《论语》翻译的精华，可以说是目前俄罗斯学术界最完善、最系统的译本，他亦因此获得叶利钦总统亲笔签名的“最杰出的科學活动家”之金质奖章。
还有很多位出色的汉学家，像阿·彼·罗高寿、列·艾德林、阿·德拉古诺夫、尼·涅夫斯基、尤·休茨基和费德林等，以及目前正活跃在俄国汉学界的第三代代表李福清、弗·索罗金等，为汉学研究奉献了诸多心血，值得我们敬佩和尊敬。
三.现行的典籍俄译本数量及在俄普及程度
有数据表明，现今我国典籍在俄发行量远不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下活跃在俄罗斯文化市场的多数为我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像冯骥才、王蒙、贾平凹、陆文夫、莫言等人，近二十年来比较受追捧，但是这些文学家的作品出版发行以及销售，相比于整个俄罗斯市场，所占份额少得可怜，就更不用说我们的典籍了。近期我针对莫斯科在读大学生、在职大学老师和普通群众以问卷形式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受访人中，所在区域或学校经常组织有关了解中国典籍活动的情况为零，很少组织且涉及面很窄的情况却近百分之六十;而相关地区对中国典籍的普及工作和学校开设课程情况相对可观一点，近百分之七十的受访者表示在学校有相关的课程开设且内容全面，但是普及程度不太理想。这不难看出，中国典籍如今在俄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只是宣传力度不够，宣传范围不广，现状的改善空间较大。
四.在俄受欢迎的中国典籍及大众了解程度
通过我与国内接触到的俄罗斯外教和留学生的交流中发现，由于现在正处于“汉语热”的全球趋势下，孔子学院在国外的大量开设，也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渠道，提到中国文化，俄罗斯人很容易联想到我们的文圣孔子，并把孔老先生视作我们传统文化的代言人。除此之外，因俄国文学也享誉世界，俄国人又偏爱诗歌，所以对我们的古诗集也颇有兴趣，杜甫和李白这两个名字也为他们所熟知。因而儒学著作、诗经、楚辞汉赋和唐诗宋词是他们想要了解中国典籍的首选之作。然后是四大名著，在俄罗斯也不乏许多学者和广大爱好者的追捧。 五.原因浅析
中国典籍俄译本在俄罗斯的出版发行程度，受中俄关系及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发行量变化整体来讲程曲线波动，有兴盛的波峰时期，也有低落的波谷期。从微观角度分析的话，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原因，中俄文化巨大的差异也是导致典籍在俄普及度不高的重要因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的典籍承载着祖辈的智慧结晶，沉淀着数千年的文化底蕴，文言文语体即便是我们自己研读起来也不免觉得有些冗长枯燥晦涩难懂，不用些工夫和心力很难真正读懂，更别说是外国人了。另外，正因为文化和文字的不同，很多俄籍汉学家在翻译的时候出现词不达意、误译乱译等情况，主要分为语言误译和文化误译。中俄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前者是发源于东方黄河流域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后者是国土辽阔、气候寒冷、兼有东西方文化双重特点的西方大国。语言上，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析语，而俄语则属于斯拉夫语系东斯拉夫语支，主要靠语言内部形式变化的表意的综合语，翻译中的误译也由此而起。比如，我国宋代文豪苏轼的《前赤壁赋》在译成俄文后，出现的误译情况就很多，现取代表性例子列举如下：
（1）“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
Так мы пили вино， и вес- елью，казалось，н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