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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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光绪十六年庚寅条录陈宝箴《侨寓湘中六十初度避客人山咏怀》一诗，附注云：“录自师母(唐)手钞稿。右铭公(宝箴)诗仅见此一首，故录于此。”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也引此诗，说：“右铭所作诗，仅此一首存。” 实际上，一九八九年版的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卷十六《咸丰朝卷》就据狄葆贤《平等阁诗话》收《寓感》六首(其一即《事辑》所录)、据李肖聃《星庐笔记》收戊戌斥废后居南昌西山时所作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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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光绪十六年庚寅条录陈宝箴《侨寓湘中六十初度避客人山咏怀》一诗，附注云：“录自师母(唐)手钞稿。右铭公(宝箴)诗仅见此一首，故录于此。”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也引此诗，说：“右铭所作诗，仅此一首存。”
实际上，一九八九年版的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卷十六《咸丰朝卷》就据狄葆贤《平等阁诗话》收《寓感》六首(其一即《事辑》所录)、据李肖聃《星庐笔记》收戊戌斥废后居南昌西山时所作七律一首、据郭则(十朝诗乘》收任湖南巡抚时所作《酬荪垓见贻石山》。福建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陈声聪《荷堂诗话》第一条即是“陈右铭”，说：“近世之为诗者，无不称陈散原，而不知其父右铭中丞亦此中俊杰也。兹从陈小从录示其遗作十数篇，谓为其父(陈隆恪)多年搜集所得。”其中《清诗纪事》未收者，古体有《蝇》、《感事》、《陟庐山顶旷然有高世之想举酒作歌》，近体有《长沙秋兴八首用杜韵》、《羌湖阻风》二首、《赵州道中》。
观《清诗纪事》、《荷堂诗话》所录诸诗，确如陈声聪所说“意气发越，性情旷放。”大概他的诗名不盛，一则为政声所掩，二则与文人少通声气，更重要的可能是由于他本不欲以文人自居，“生平不自珍惜，脱稿辄弃去，遂致荡佚”(《平等阁诗话》)。因此，虽以蒋天枢先生搜罗之勤，仍不免出了一个小小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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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一九九七年第八期登载了汪丁丁先生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一文，我读之数遍，思绪万千。 首先说明一点的是，我所指的“我们这一代人”与谢义维在《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一期中所说的大体一致，即“现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借用地质学上的术语，可称为“新生代”，则汪先生文中的“我们这一代人”便是“中生代”。汪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没有‘根’，传统不属于我们。可是我们难道仅仅教给孩子那些在学校里讲
一九九八年夏季，韩国的综合性思想刊物《创作与批评》终于出版了总第一百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创作与批评》三十载所经历的“漫长的道路”本身就是韩国现代史发展的最佳概观。从思想运动的角度看，韩国现代史是一场以民主化、国家统一作为运动宗旨来对抗独裁政权的民主斗争的血史，《创作与批评》始终站在民族和民主的立场，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展开科学的、生产性的思想讨论，并且坚持了韩国社会的主体性发展。 总第一百期的
《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六期樊纲的《“不道德”的经济学》批评“人们经常援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例子，说他写了《国富论》之后又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并由此推论经济学家应该讲道德。”令人吃惊的是：作者将一七七六年《国富论》与一七五九年《道德情操论》先后颠倒，并作为“经济学不要讲道德”的论据。 按说两本书写作的先后并无太不得了，可在这里，它关系“经济学鼻祖”的根基经典，涉及“道德”与“经济”的先后
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显著而少有研究的现象，也许可以用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学家伊万·泽兰尼(Ivan Szelenyi)的一句话来点破，即“没有资产主的资本主义”。《没有资产主的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财经管理主义初探》一文的三位作者，吉尔·埃耶尔(Gil Eyal)，伊万·泽兰尼和伊林诺·唐斯利(Eleanor Townsley)阐明，与东欧国产资源私有化过程相伴而生、相辅相成
《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三期刊登的何南林先生的《外语为何难学》一文道出了外语难学症结的所在，这就是“中国人学外语是把它奉为学问，外国人则仅仅将其作为工具”。所以托福考了六百分的人，在需要的场合却往往张不开嘴，被圈内人讥之为学的是哑巴英语。何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学生学的是语音语法知识，却远非语文技能。这也是一语中的。 不过，何先生引了著名英语语言专家亚历山大回答学生有关某两类从句的区别时，这位专家竟回答
二十世纪西方知识界对经历着社会革命的非西方国家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那些遥远而陌生的、既在进行着激动人心的社会实验又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对一些在自己社会中或是觉得单调乏味或是觉得压抑无望的文化人来说是一块可以任意驰骋其想象力的地方。从十月革命后到七十年代，他们如过江之鲫般游向苏联、中国、古巴、北越、阿尔巴尼亚以及莫桑比克或尼加拉瓜。有些人在奢望能有一次戏剧性地与这些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见面、从而为自己的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前几周，历史系六四年入学的几个学生(“文革”当时的二年级朱耀庭、宋成有、赵朝洪)拿来他们年级同学所写的论文集，希望我给他们写一篇序文。翻阅之下，觉得他们虽然没有完成学业，三十年来，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无论是学问或事业方面，都各有成就，成绩斐然，可以说没有辜负北大对他们很短的两年培养。但当我发现其中有一个红卫兵的文章时，我对他们说：“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和折磨，其态度之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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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先在《新小说》上连载至四十五回。《新小说》停刊以后，由上海广智书局陆续出版单行本。所以大家都知道广智书局本是最重要的版本。《吴趼人全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的编辑这样说明：“其后的各种版本，均依据此本翻印”。说得对。 但奇怪的是《吴趼人全集》所写着的出刊日期却不正确。书中说：“丁卷从第四十六回至五十五回，戊卷从第五十六回至六十五回，均同年十二月出版”
北京大学隆重地举办了百年庆典。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是“大学”？ 我们目前的高校，进一个老师，要经过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的批准。要有政府人事部门的“特许证”。因此，中国的大学为了好办事，就专在大学区内设立一系列与政府机构一一对应的“同类机构”，大学俨然是一个“小政府”了。我不知道北大现在进一个教授是不是也要履行上述手续。倘是，那么比起蔡元培时代可就差远了。 因此，要问“大学是什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