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治国，必先治家，家风敦厚尤为重要。陈云十分重视家风建设。他的夫人于若木曾经说过：“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陈云教子育人的方式方法和治家理念，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品格风范的生动体现，也是全社会拥有的共同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艰苦朴素，不许搞特殊化
　　父母永远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中国人治家的至上境界。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经手钱财以亿万计，但他的生活却十分简朴，给子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爸爸的艰苦朴素是出了名的。”陈云的女儿陈伟华这样说，“两条毛裤穿了二十多年，有十几个补丁；一件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一穿就是十年；后来在医院住院时，还要求把他用过的点眼药的棉花球都保留下来，消毒以后二次使用。”
　　从1949年进京，陈云一家在西城区北长街58号的老房子里住了整整30年。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要大修，爸爸不同意，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
　　“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气温骤降。周总理去找爸爸，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爸爸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这个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陈伟华说：“至今想起爸爸，他对物质的需求总是那么低，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不许搞特殊化。”
　　的确，严于律己是陈云对亲属子女的一项家风要求。早在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对于这“三不准”要求，陈云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严格执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夫人于若木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
　　还有一件事深深地镌刻在陈伟华的记忆里：“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两年零七个月，当时跟着去的只有厨师、警卫员还有一个秘书。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我妈妈下放到干校去了，我们兄弟姐妹各自去各自的地方。当时，因为爸爸的厨师生病了，就让我姐姐到江西给他做饭，照顾他的生活，我姐姐在那里待了10个月。爸爸说：你在我这儿10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我，你不能拿国家的工资。就让我姐姐回单位以后，把这10个月的工资全部退给单位，后来单位给姐姐开了一个收据。现在这个收据还收藏在上海的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
　　作为父亲，陈云对自己的子女是这样严格要求的。作为党的领导人，陈云也经常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不要让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权力和关系，去干违法乱纪、损害党在人民心中形象的事情。
　　改革开放后，有的领导干部子女利用特殊身份经商的现象比较突出，陈云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不可小觑，关乎党的作风、关乎党的形象。他鲜明地指出：这件事，“作出明确的决定方能制止。不然的话，发展下去，党的肌体、党群关系必将受到损害，有所好转的党风也会受到影响。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1985年9月，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党风问题时强调：“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
　　读好书，做好人
　　陈云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原则：一是读好书；二是做好人。
　　陈云一生勤奋学习、刻苦读书的精神，深深感染着他的每一个孩子。儿子陈元在陈云的指导下，从初中开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
　　“文革”开始后，女儿陈伟华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多年来陈云言传身教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使她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读书欲望。1970年12月8日，陈伟华给远在南昌“蹲点”的陈云写了一封信，述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她写了回信，要女儿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为了使女儿了解国内外形势，他要求女儿把学习理论与学习时事结合起来，每天都要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为了使女儿能理解马列著作，他要求女儿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陈云在信中还告诉女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这封信使陈伟华明确了学习的方向，也明白了学习的方法。
　　如何做好人？关键的一点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在普通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工作。据陈伟华回忆：1977年还在农村工作的她，准备参加高考时，想让妈妈在北师大的朋友帮助问问复习有什么范围没有。于若木回信告诉她，你爸爸说了这叫“走后门”……1978年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师范学校招生困难。父亲了解这些情况后，专门为此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我‘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恰巧我也难舍三尺讲台，留恋师生情意，还想回到教学第一线，这样，我于1985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后改名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陈云知道后，非常高兴，专门把她叫到身边，鼓励她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
　　在陈云看来，孩子既是家庭成员，也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因而，不论是自家儿女，还是其他烈士遗孤，他总是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要求。
　　陈云有一位在他1927年组织小蒸地区农民秋收暴动时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两人的革命感情十分深厚。后来，这位同志的孩子陈恺悌因家庭经济问题不能上学，陈云得知此事后，当即把他接到北京来，让他住在家里，并送去上学。1949年6月19日，革命胜利前夕，陈云在给恺悌的信中特别强调：“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即廖霓云，陈云的表弟）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在这封信中，陈云对干部子弟的挚爱和严格要求跃然纸上，令人钦佩。
　　34年后的1983年2月13日，癸亥新年，78岁的陈云惦记着革命烈士的后人，专门把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刘伯坚等革命烈士的子女叫到中南海自己家中，一起欢度春节，期间他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是春节。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所以，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你们中间有的是科学技术人员，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干部，都在不同的岗位为党和人民工作着。我看到你们的健康成长，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都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的形势，发展这个好的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品读陈云的家风故事，使人感慨良多。只有家风正、家风清、家风严，才能党风正、党风清、党风严，进而形成“气正山河壮，政廉日月春”的政治生态环境，最终形成天朗气清、和谐向上的社会氛围和精神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