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会让中国停顿吗？”这是英联邦资产管理公司经理亚当·费希尔近几年着力思索的课题，他手里管理着百亿美元的资金（或资产），有不少已进入中国投资市场，可越来越高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比）让他这样的国际对冲基金经理反复掂量到底是“包袱”还是“机遇”。
　　“现在，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达到或接近顶峰，接下去将面临退休人口高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15年的1.35亿增至2040年的3.4亿，占总人口的21%，老龄化国家常见的通货紧缩、消费不振、社保资金紧张等等问题，中国能克服嗎？
　　生活的主流从来是“向前看”，无论产业界还是学术界的普遍声音相信，在总体经济社会稳定、技术创新动能显现的中国，老龄化人口非但不是问题，还是扩大劳动力、消费和生产市场的新经济增长资源。
　　“‘银发经济’或‘银色经济’（Silver Economy）的概念在中国很时髦。这绝非偶然，它意味着中国人对老龄化问题的积极态度，大多数人相信自己的国家在‘变老’的同时一定会变好！”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伊琳娜·科米西娜如是说。

是“刘易斯拐点”还是“长寿革命”

　　从21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即从高速步入温和阶段，与此同时，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开始起作用，经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中国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势头变缓，沿海发达省份开始出现“用工荒”，而老龄人口进入快速增长区间，出现老龄依赖比（即多少个65岁以上老人对应100个25岁到64岁适龄工作者）升高的情况，这意味着每个适龄劳动力可能要照顾更多老人。
　　法国巴黎银行（BNP）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河野龙太郎将之称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劳动人口向城市移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的阶段，高速增长也告结束，这种现象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曾出现过，其背后的逻辑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涌入蓬勃发展的高生产率工业城市过程中，就会出现经济高速增长”。
　　河野进一步强调，对中国而言，“刘易斯拐点”更具有人口自然动态变化特征，“中国有两个人口高峰，以2015年为限，45至49岁（‘婴儿潮一代’，即当时‘老三届’年轻人所生子女）和25至29岁（‘婴儿潮二代’，即‘婴儿潮一代’的下一代）构成两座高峰。中国人平均结婚年龄相对较早，父母和子女间的年龄差约为20岁，随着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年龄增加，老龄依赖比攀升将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他强调，中国已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可能使老龄化速度变慢，但趋势不会变。
　　“要警惕的是，住房、汽车、家电产品和食品等以适龄劳动力人口为顾客的商品需求量将减少，但因为生产自动化，不管劳动者人数如何减少，供应量不会减少，这就容易给宏观经济决策者和企业主体造成错觉——把‘人口结构性需求减少’误判为‘周期性不景气’，疏于调整生产和转攻老年人市场等，造成商品领域供给过剩，继而出现金融现象的价格下滑与通缩，日本就在上世纪末犯下错误，给经济开错了药方，现在就看中国怎么办了。”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的一份报告，2019年，大约两名缴纳养老金的在职人员供养一名退休人员，但是到2050年，扶养比估计会下降到一名缴纳人员供养一名退休人员。
　　长期从事老龄社会研究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落合惠美子指出，各国现代化过程中，或早或晚都出现过从“多产多死”到“少产少死”的“人口转换”，如果说“产业革命”是财富生产的革命，那么这种“人口更替转换”就是人类繁衍方式的革命，“如果用模式来说明，就是一国人口死亡率下降后不久，便会出现出生率下降，这一期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就会发生变化，经历劳动年龄人口扩大的‘人口红利期’之后就会出现‘人口老龄化’”。

　　由于中国经济日益数字化，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学习使用新技术，尤其是网上支付，也形成蔚为大观的市场。

四大路径，中国都没走错

　　与中国企业界有密切交流的费希尔认为，“刘易斯拐点”的担忧有些多余，“中国不是日本，而且‘老’得比日本晚，能看清陷阱”。
　　就世界范围看，应对老龄化的路径主要是四条，最为人熟知的是利用技术革新提高生产率，其次是开拓需求扩大的老年人市场，将所获利润用于提高年轻人工资，再就是促进女性充分就业，以及促进外国游客（非移民）在国内的消费。
　　“我们基金经理圈的普遍看法是，中国政府和民间企业在这些方面都采取了明智的策略，最突出的是国家拒绝当年日本式的盲目财政刺激（如‘改造日本列岛’基建运动）和宽泛的货币发放政策，通过定向降准、产业扶持、精准投资和技术创新，引领资本为老龄人口服务，推动新的经济增长极早日定型。”
　　科米西娜援引中国“21世纪人口老龄化：成就与挑战”研讨会的预测报告称，到2053年时，中国老年人口将占三分之一，而患有老年慢性病的老年人也相应增多，这令康复辅助设备、医药品和智能老年护理服务的需求上升，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日益数字化，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学习使用新技术，尤其是网上支付，也形成蔚为大观的市场。
　　根据支付宝的数据，55岁以上用户人数已超过千万，老年人使用最多的是网上支付、网上翻译和自动付款。
　　科米西娜注意到，目前中国面向老年人的现代化服务业无法完全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供给不平衡也成问题。这位俄罗斯学者最点赞的，莫过于中国主动把老年服务业同脱贫攻坚联系起来。 　　这些年，中国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财政部、全国妇联等联手发起“百城万村”，帮助百余家城市家政企业与广大贫困村供需对接，带动农村和贫困地区约70万人就业，其中相当部分针对老年人群的服务，像上海从云南贫困地区引进“云嫂”进行技能实训、稳定就业，在四大家政工种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家政行业收入最低的养老护理领域，“云嫂”的月入也有4000-4500元左右，比之前有显著提高，她们也普遍对职业有更大的信心，多数人愿意选择留在上海。“中国的人口红利，远未充分挖掘，‘银发经济’潜力巨大。”科米西娜说。

竞争不算很激烈

　　近些年，中国着重实施供给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一系列优惠政策正促进老龄社会的各项事业迅速发展，“银发”市场正悄然为各行各业带去广阔商机。
　　在上海浦东一家老年护理中心里，八旬老人王玲梅（音）就享受着技术重塑的健康生活。她坐在一架像电钢琴的康复机前玩着电子游戏，与之相连的是电视屏幕而非乐谱，这位老人两年前不慎摔倒致使右臂右腿骨折，作为日常恢复性锻炼的一部分，她移动康复机把手去抓虚拟的水果。王阿婆是这家中心的30名患者之一，该中心主动与技术公司联姻，利用人工智能（AI）应用软件来提高医疗保健服务的效率，无形中也开拓出老龄人口市场的“新蓝海”。

　　根据市场调查企业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