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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传奇《桃花扇》突破了大团圆俗套令侯李二人相遇后双双入道为终，这也使其结局一直成为引起学界争议的话题。关于其合理性探究，该文在肯定其悲剧感染力的基础上，简要概括当前学界观点，并结合文本从线索结构、情节逻辑及人物性格等方面，详细论证桃花扇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合理疑点的这一看法，认为作者创作意识主观性与书中人物情节客觀独立性的矛盾是结局争议的缘由。
关键词：《桃花扇》；结局；争议
《桃花扇》作为中国清初传奇中的“双璧”之一，是中国戏曲史上最典型的历史剧，也是采取罕见的双线结构，借爱情写政治的高巅之作，自问世以来便受到世人的高度评价，“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不依旧有传奇的团圆俗套，而以侯李二人分手作结，实具极大见识。”①结尾一出《入道》，当中侯方域、李香君二人在明亡后终相遇，却又被张道士一语点破而双双入道的悲剧性结局，一反明清传奇“大团圆结局”常例，这也使得《入道》一出成为历代最具有争议性的部分。
相当一大部分学者则认为“入道”这一结局处理是有其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桃花扇》成就的一大闪光点。如王季思先生认为：“它是切合侯、李两人在国破家亡以后的特殊境况的……因此经过张道士的一番指点，他们即憬然大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②亦一些观点认为“入道”结局并不合理，如王国维也曾质疑道：“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③有一部分人认为应令侯李团圆而而将其改编，如广为流传的“顾氏结局”与“欧式结局”。
本人认为，在艺术成就和作家意旨上来看，《入道》突破了戏曲“大团圆”俗套，保持了“借离合之情，叹兴亡之事”创作倾向下爱情与政治两线的一致，使得《入道》一出的意蕴更深刻，提升了《桃花扇》的思想境界。
首先，从政治与爱情两线关系来看。侯李爱情是孔尚任“抒兴亡之事”思想上为了反映明朝倾覆主题而安排的辅线，其在谋篇中也明显表现两线的主次关系，但这并不代表爱情和国家的关系是同起伏的。通过侯李二人的离合遭遇为明线，展现这个“兴亡事”的深层原因，爱情线的作用更多的是结构上的“借”，而并不是与兴亡相互影响的矛盾关系。故我认为爱情和政治在《桃花扇》中是并不冲突。
尽管侯李爱情确实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理想上，但南明的跌宕对于侯李爱情而言只是时代背景，并不如《长生殿》中李杨爱情与国家兴衰那样是一对冲突的矛盾。纵观《桃花扇》，侯李爱情发展中经历了四次擦肩而过，而前三次分离的原因都不是因为亡国危难，而是因为阮大铖等奸臣的设计陷害，故侯李爱情发展的矛盾，主要是追求个人幸福和权奸作乱的矛盾。当国家覆亡伴随着权奸倒台，从爱情线角度来说，线索发展的矛盾被解决了，侯李爱情的客观阻力消失，然而此时张道士的一声喝令将重情突然上升至爱国的对立面，令两人放弃爱情双双入道，难免突兀。
其次，从情节逻辑与二人的情感历程来看。孔尚任在之前情节的铺垫中给观众造成了一种看似男女主人公必然要团圆的各种因素，在离散的岁月里，爱情成为二人精神的寄托，二人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彼此。与苏昆生舟上相逢后，侯生“且喜已到院门之外”（《桃花扇·题画》）；在《栖真》中，“【好姐姐】天老地荒，此情无尽穷。……美满良缘半月同。”；另一边，香君也是历经万难而不弃，如在《逃难》中“（旦）……铁鞋踏破三千界。只要寻着侯郎，俺才住脚也。”可见当时国已破，亦并未铺垫他们思想中的巨大转变。《逃难》末尾中有“桃源洞里无征战，可有莲华并蒂开。”仿佛暗示着后来生旦的团聚。
甚至在结尾《入道》一出中，侯生还在言“待咱夫妻还乡，都要报答的”。面对张道士嘲讽仍在反驳：“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国家沦亡之时，爱情更成为忍受苦难的精神支柱，香君的爱情对于侯方域而言是仕途漂泊的安慰，从前面的情节铺垫中，二人对于未来是仍有憧憬，当国破出狱后侯生找寻香君的意愿明显更为强烈。而当社稷纷乱、爱国将领自刎等危难发生，却并无过多突显侯李二人的对国灭的心灵震撼，亲历国殇且不为所憾，一句怒喝便能令二人尘念尽灭双双入道？未免情节急转，有违常情。
再者，从人物性格来看，侯李二人的性格不同，然而二人皆从未表露消极遁世之念。侯是复社领袖，有反抗权奸的爱国理想，但由于其出身优越的官门子弟背景，他的性格上显然有其优柔寡断一面；香君出身低贱却明事理，危难面前傲骨执着，不轻易放弃自身坚持。《却奁》一章可谓呈现二人性格缩影的一出。当杨龙友回答妆奁“皆出怀宁之手”时，二人表露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侯甚至假装糊涂，表露出妥协一面；而香君则愤而辞奁，坚决表达对权奸之恶。
所以在《入道》中，当张道士怒喝：“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二人的反应并不符合性格逻辑。香君本是一个坚决之人，之前“踏破铁鞋寻得才住脚”的执念用一句“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就轻易消散，亦没有因为张道士语的刺激而选择比入道更激烈的抗争。
对于《桃花扇》的争议性结局，我认为或许是作者主观创作意识的介入而与书中故事发展的驱动力相矛盾而造成的。当作者设立“借离合写兴亡”的两线结构时，兴亡之事是作者欲表现的客观主题，而离合之情更取决于观众的共感。这样的矛盾就注定随着人物的丰满和故事走向而不断放大，最终在结局产生了失调性，读者、观者在心理落差中感到不适应，从而引发争议。
但《桃花扇》的“入道”结局，将复杂的兴亡沉浮与小人物的爱恨别离交至在一起，使得“国破家亡”的悲剧意境更加磅礴，将“兴亡事”的冲击力提升到了极致，从感染力上是值得肯定的。也正因为结尾这般的艺术性使得《桃花扇》在中国古代戏剧中留下光辉一笔。
注释：
①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
②王季思《桃花扇校注·前言》
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精神”
参考文献：
[1]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董每戡.五大名剧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徐振贵.《桃花扇》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桃花扇》；结局；争议
《桃花扇》作为中国清初传奇中的“双璧”之一，是中国戏曲史上最典型的历史剧，也是采取罕见的双线结构，借爱情写政治的高巅之作，自问世以来便受到世人的高度评价，“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不依旧有传奇的团圆俗套，而以侯李二人分手作结，实具极大见识。”①结尾一出《入道》，当中侯方域、李香君二人在明亡后终相遇，却又被张道士一语点破而双双入道的悲剧性结局，一反明清传奇“大团圆结局”常例，这也使得《入道》一出成为历代最具有争议性的部分。
相当一大部分学者则认为“入道”这一结局处理是有其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桃花扇》成就的一大闪光点。如王季思先生认为：“它是切合侯、李两人在国破家亡以后的特殊境况的……因此经过张道士的一番指点，他们即憬然大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②亦一些观点认为“入道”结局并不合理，如王国维也曾质疑道：“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③有一部分人认为应令侯李团圆而而将其改编，如广为流传的“顾氏结局”与“欧式结局”。
本人认为，在艺术成就和作家意旨上来看，《入道》突破了戏曲“大团圆”俗套，保持了“借离合之情，叹兴亡之事”创作倾向下爱情与政治两线的一致，使得《入道》一出的意蕴更深刻，提升了《桃花扇》的思想境界。
首先，从政治与爱情两线关系来看。侯李爱情是孔尚任“抒兴亡之事”思想上为了反映明朝倾覆主题而安排的辅线，其在谋篇中也明显表现两线的主次关系，但这并不代表爱情和国家的关系是同起伏的。通过侯李二人的离合遭遇为明线，展现这个“兴亡事”的深层原因，爱情线的作用更多的是结构上的“借”，而并不是与兴亡相互影响的矛盾关系。故我认为爱情和政治在《桃花扇》中是并不冲突。
尽管侯李爱情确实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理想上，但南明的跌宕对于侯李爱情而言只是时代背景，并不如《长生殿》中李杨爱情与国家兴衰那样是一对冲突的矛盾。纵观《桃花扇》，侯李爱情发展中经历了四次擦肩而过，而前三次分离的原因都不是因为亡国危难，而是因为阮大铖等奸臣的设计陷害，故侯李爱情发展的矛盾，主要是追求个人幸福和权奸作乱的矛盾。当国家覆亡伴随着权奸倒台，从爱情线角度来说，线索发展的矛盾被解决了，侯李爱情的客观阻力消失，然而此时张道士的一声喝令将重情突然上升至爱国的对立面，令两人放弃爱情双双入道，难免突兀。
其次，从情节逻辑与二人的情感历程来看。孔尚任在之前情节的铺垫中给观众造成了一种看似男女主人公必然要团圆的各种因素，在离散的岁月里，爱情成为二人精神的寄托，二人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彼此。与苏昆生舟上相逢后，侯生“且喜已到院门之外”（《桃花扇·题画》）；在《栖真》中，“【好姐姐】天老地荒，此情无尽穷。……美满良缘半月同。”；另一边，香君也是历经万难而不弃，如在《逃难》中“（旦）……铁鞋踏破三千界。只要寻着侯郎，俺才住脚也。”可见当时国已破，亦并未铺垫他们思想中的巨大转变。《逃难》末尾中有“桃源洞里无征战，可有莲华并蒂开。”仿佛暗示着后来生旦的团聚。
甚至在结尾《入道》一出中，侯生还在言“待咱夫妻还乡，都要报答的”。面对张道士嘲讽仍在反驳：“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国家沦亡之时，爱情更成为忍受苦难的精神支柱，香君的爱情对于侯方域而言是仕途漂泊的安慰，从前面的情节铺垫中，二人对于未来是仍有憧憬，当国破出狱后侯生找寻香君的意愿明显更为强烈。而当社稷纷乱、爱国将领自刎等危难发生，却并无过多突显侯李二人的对国灭的心灵震撼，亲历国殇且不为所憾，一句怒喝便能令二人尘念尽灭双双入道？未免情节急转，有违常情。
再者，从人物性格来看，侯李二人的性格不同，然而二人皆从未表露消极遁世之念。侯是复社领袖，有反抗权奸的爱国理想，但由于其出身优越的官门子弟背景，他的性格上显然有其优柔寡断一面；香君出身低贱却明事理，危难面前傲骨执着，不轻易放弃自身坚持。《却奁》一章可谓呈现二人性格缩影的一出。当杨龙友回答妆奁“皆出怀宁之手”时，二人表露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侯甚至假装糊涂，表露出妥协一面；而香君则愤而辞奁，坚决表达对权奸之恶。
所以在《入道》中，当张道士怒喝：“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二人的反应并不符合性格逻辑。香君本是一个坚决之人，之前“踏破铁鞋寻得才住脚”的执念用一句“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就轻易消散，亦没有因为张道士语的刺激而选择比入道更激烈的抗争。
对于《桃花扇》的争议性结局，我认为或许是作者主观创作意识的介入而与书中故事发展的驱动力相矛盾而造成的。当作者设立“借离合写兴亡”的两线结构时，兴亡之事是作者欲表现的客观主题，而离合之情更取决于观众的共感。这样的矛盾就注定随着人物的丰满和故事走向而不断放大，最终在结局产生了失调性，读者、观者在心理落差中感到不适应，从而引发争议。
但《桃花扇》的“入道”结局，将复杂的兴亡沉浮与小人物的爱恨别离交至在一起，使得“国破家亡”的悲剧意境更加磅礴，将“兴亡事”的冲击力提升到了极致，从感染力上是值得肯定的。也正因为结尾这般的艺术性使得《桃花扇》在中国古代戏剧中留下光辉一笔。
注释：
①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
②王季思《桃花扇校注·前言》
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精神”
参考文献：
[1]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董每戡.五大名剧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徐振贵.《桃花扇》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