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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渡从清水江的迷雾中缓缓而来，不仅承载着著名作家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旧梦，更承载了红色文化和光辉党史。
因为这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洪安镇，是1949年刘邓大军挥师挺进大西南时，入川的第一站。
“渝东南第一门”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是《边城》里的一段话，而《边城》的原型地，正是洪安镇。
洪安镇位于秀山自治县东北角，是渝、贵、湘三省市交界地，有“渝东南门户”之称。在沈从文的笔下，洪安边城是一首浪漫的田园诗歌，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中，却是充满战火与硝烟的一页。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解放上海，国民党反动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维系残局，蒋介石将其仅剩的150万部队中的90万人马，布防在西南地区，意图坚守四川、保住云南，拖延时间，伺机反攻。
据《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记载，党中央对解放西南早有部署。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后，党中央就明确指示以第二野战军为主，担任解放和经营西南地区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1日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粉碎蒋介石割据西南的阴谋，成为解放军的主要任务。
在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第二野战军主力完成了在湘西的集结。赓即，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召开一系列会议，向所属部队及单位明确任务;重庆解放以后的干部配备也在此时宣布。
1949年10月13日，中央电示第一野战军，调第一野战军的第十八兵团入川参战，陕南刘金轩部及第一野战军所属第七军配合作战;指出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第二野战军及第十八兵团，共约60万人。
1949年10月23日，第二野战军首长下达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在第二野战军急速向重庆推进的同时，第四野战军第50军、第42军主力与湖北省军区所辖部队在湖北省军区的指挥下，以主力部队沿川鄂公路直插建始、恩施、宣恩等地区，一部监视驻防万县地区的孙元良部。至此，西南作战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只待中央军委的进军命令。
1949年11月1日，解放军发动西南战役，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向国民党的西南防线发起了强大攻势。
第二野战军第三、第五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47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意料不到的也是“大西南防线”最薄弱的地区川黔边一线突然挺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第10军，由湖南芷江地区进入贵州，以迅猛的动作插入贵州省境，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贵阳后，迅速将贵州全境解放。
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47军，从湘西、鄂西出发，多路突进，拦腰截断国民党军队所谓的“川湘鄂防线”，于1949年11月7日攻占川东南门户秀山自治县。
架起浮桥迎大军
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军大西南解放秀山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949年11月6日，刘邓大军三兵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O六团前卫部队到达湖南花垣吉峒坪。
消息一传开，国民党秀山县长李琛就命人把停靠在这一段水路的上百只船全部隐藏，并烧掉了连接花垣和洪安的唯一一座桥——洪茶大桥。
反动派军队妄图以此来截断水陆交通阻止刘邓大军入川，并四处散播“共产党的部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的谣言，吓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急忙躲藏。
洪茶大桥下江水流过，这条江就是重庆和湖南的界河——清水江，也是《边城》里描写的“白河”。
这条充满诗情画意的江水，却成了大军行进路上的拦路虎。
不久，有老百姓从河对岸茶峒镇的亲戚口中得知，刘伯承、邓小平带领的部队纪律严明、吃苦耐劳，挖野菜充饥、睡石板街，对老百姓客气谦和。于是，外出躲藏的老百姓安心回到家。在得知解放军因木船不够用难以渡河时，老百姓还自发将家里的木板和门板扛到岸边，为解放军扎木筏，在洪茶渡口上搭起了一座可供四路行军的浮桥。
洪茶渡口位于洪安码头和花垣茶洞码头之间，渡口宽130米。但是，搭好的浮桥只能过步兵和马队，过不了汽车和重炮，车队在对岸茶洞一方的公路上摆了几里长。当地百姓又找来8只称为“娘娘船”（可拖小船的大船）的民船，4只并1只，装成了两只简易渡车船，往返渡车，这才使得几十万大军，数千辆军车、炮车，用了七天七夜渡过清水江。
渡江过程中，一匹马驮着一门炮过木筏，因过重，木筏被踩散开，马匹连炮一起掉进江中。3名当地村民见状，立刻跳入江中将炮和马拉了上来。为了表示感谢，解放军将这匹马送给了3名村民。
1949年11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洪安，第二野战军司令部驻扎进位于洪安古镇的复兴银行，政治部驻扎在洪安小学内。
当晚，第二野戰军司令部用柴油机发电，把整个洪安古镇照得通明。刘邓首长走上街去，亲切地看望了当地的父老乡亲，群众像过节一样高兴，欢迎二位首长，庆祝洪安解放。
而复兴银行也成为洪安边城红色故事的见证。解放后，复兴银行即“二野”前委旧址，于1987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10月被重庆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洪安解放次日，战士们向秀山县城挺进，沿路受到百姓热烈欢迎。中午，解放军十二军三十六师一0六团进入县城，秀山宣布解放。
借粮证里蕴深情
当年，解放军进驻洪安时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唱着歌：“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当年，两个首长模样的人，站在街上向大家宣布：洪安解放了，群众再也不会过受压迫和剥削的日子了！ 这两个人就是刘伯承和邓小平。
缓缓流淌的清水江，诉说着《边城》中秀秀和傩送的故事。但当地年逾古稀的老人，更记得刘邓大军进驻洪安后的军民鱼水深情。
洪安解放时，刘邓二人衣着朴素、生活节俭，与当地群众同吃苦同劳作，带头反对铺张浪费，并要求所有解放军战士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害群众利益，体恤群众疾苦。
解放军不仅不扰民，还帮老乡打扫院子，担水挑柴。有一次，一位战士借用老乡家的水瓢煮饭，后来水瓢不知放在哪里，暂时找不到了。排长得知后，对战士说：“不管弄没弄丢，都要赔偿。”
刘邓大军在洪安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借粮证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复兴银行内，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几张解放军第二野战新区借粮证。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群众吃亏。”回想起当年的故事，当地老人的心里仍有说不出的感动。
1949年11月6日晚上，在洪安镇附近的大小山头，当地百姓手拿火把、锄头，把藏在地窖中、山洞里的米面、红薯等“保命粮”找了出来，不约而同来到洪安码头，等候解放军的到来。据了解，仅11月6日一天，洪安群众就为刘邓大军捐献“保命粮”10000多斤。
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知晓洪安老百姓的义举后，下令要求部队把群众捐献的粮食一一作好登记，并制作了借粮证，派人送到捐献粮食的群众家中。
虽然此证可以充当公粮，但一些收到借粮证的群众却一直舍不得将其拿去兑换粮食，而是收藏在家里的木箱子里。后来条件好了，有些群众在修整房屋时收拾东西，无意间翻出了借粮证，便一直保存了下来。
这一张张小小的借粮证，也成为刘邓大军纪律严明、作风廉洁、亲民爱民的有力见证。
解放军解放秀山，使宋希濂大为震惊，决定将其主力撤到乌江以西地区，脱离解放军的包围，企图重新在龚滩、黔江、彭水地域布防，凭借乌江天险，拼死抵抗。但是，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之势，于1949年11月中旬一举解放了酉阳、黔江，随后又解放了彭水县城。
这时，蒋介石急调孙元良兵团由川东到重庆外围布防，将正向川西北调动的罗广文兵团调往南川布防;同时，又将防守川北的胡宗南部的一个军东运重庆，加强川东南防线，并派蒋经国到宋部前线鼓舞士气。
不过，这一系列的调兵遣将已经无济于事。国民党军队忽而川东，忽而川北，忽而川南，来回调动，早已精疲力竭，沿乌江100余公里布置的防线不堪一击。
宋希濂部试图在乌江以西，自龚滩、彭水以西，郁山镇至保家楼布防，阻止解放军的西进。但解放军一部先于宋希濂部第二军抵达龚滩，并给予第二军迎头痛击。宋希濂部防线未稳，即被解放军突破，被迫又退。
解放军乘胜追击，以每天行军近100公里的速度，突破乌江天险，翻越白马山，乘宋希濂部和前來增援的罗广文兵团立足未稳，连连痛击，使其溃不成军。
蒋介石一再下令死守川东，阻止解放军向重庆挺进，但宋、罗二部却毫无斗志。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沿千里川湘公路拼命逃窜。
从1949年11月7日解放秀山县城，到11月30日举行入城仪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解放军挥戈西进，势如破竹，连战连捷。12月14日巫溪解放，标志着重庆全境回到人民手中。
因为这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洪安镇，是1949年刘邓大军挥师挺进大西南时，入川的第一站。
“渝东南第一门”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是《边城》里的一段话，而《边城》的原型地，正是洪安镇。
洪安镇位于秀山自治县东北角，是渝、贵、湘三省市交界地，有“渝东南门户”之称。在沈从文的笔下，洪安边城是一首浪漫的田园诗歌，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中，却是充满战火与硝烟的一页。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解放上海，国民党反动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维系残局，蒋介石将其仅剩的150万部队中的90万人马，布防在西南地区，意图坚守四川、保住云南，拖延时间，伺机反攻。
据《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记载，党中央对解放西南早有部署。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后，党中央就明确指示以第二野战军为主，担任解放和经营西南地区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1日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粉碎蒋介石割据西南的阴谋，成为解放军的主要任务。
在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第二野战军主力完成了在湘西的集结。赓即，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召开一系列会议，向所属部队及单位明确任务;重庆解放以后的干部配备也在此时宣布。
1949年10月13日，中央电示第一野战军，调第一野战军的第十八兵团入川参战，陕南刘金轩部及第一野战军所属第七军配合作战;指出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第二野战军及第十八兵团，共约60万人。
1949年10月23日，第二野战军首长下达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在第二野战军急速向重庆推进的同时，第四野战军第50军、第42军主力与湖北省军区所辖部队在湖北省军区的指挥下，以主力部队沿川鄂公路直插建始、恩施、宣恩等地区，一部监视驻防万县地区的孙元良部。至此，西南作战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只待中央军委的进军命令。
1949年11月1日，解放军发动西南战役，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向国民党的西南防线发起了强大攻势。
第二野战军第三、第五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47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意料不到的也是“大西南防线”最薄弱的地区川黔边一线突然挺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第10军，由湖南芷江地区进入贵州，以迅猛的动作插入贵州省境，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贵阳后，迅速将贵州全境解放。
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47军，从湘西、鄂西出发，多路突进，拦腰截断国民党军队所谓的“川湘鄂防线”，于1949年11月7日攻占川东南门户秀山自治县。
架起浮桥迎大军
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军大西南解放秀山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949年11月6日，刘邓大军三兵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O六团前卫部队到达湖南花垣吉峒坪。
消息一传开，国民党秀山县长李琛就命人把停靠在这一段水路的上百只船全部隐藏，并烧掉了连接花垣和洪安的唯一一座桥——洪茶大桥。
反动派军队妄图以此来截断水陆交通阻止刘邓大军入川，并四处散播“共产党的部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的谣言，吓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急忙躲藏。
洪茶大桥下江水流过，这条江就是重庆和湖南的界河——清水江，也是《边城》里描写的“白河”。
这条充满诗情画意的江水，却成了大军行进路上的拦路虎。
不久，有老百姓从河对岸茶峒镇的亲戚口中得知，刘伯承、邓小平带领的部队纪律严明、吃苦耐劳，挖野菜充饥、睡石板街，对老百姓客气谦和。于是，外出躲藏的老百姓安心回到家。在得知解放军因木船不够用难以渡河时，老百姓还自发将家里的木板和门板扛到岸边，为解放军扎木筏，在洪茶渡口上搭起了一座可供四路行军的浮桥。
洪茶渡口位于洪安码头和花垣茶洞码头之间，渡口宽130米。但是，搭好的浮桥只能过步兵和马队，过不了汽车和重炮，车队在对岸茶洞一方的公路上摆了几里长。当地百姓又找来8只称为“娘娘船”（可拖小船的大船）的民船，4只并1只，装成了两只简易渡车船，往返渡车，这才使得几十万大军，数千辆军车、炮车，用了七天七夜渡过清水江。
渡江过程中，一匹马驮着一门炮过木筏，因过重，木筏被踩散开，马匹连炮一起掉进江中。3名当地村民见状，立刻跳入江中将炮和马拉了上来。为了表示感谢，解放军将这匹马送给了3名村民。
1949年11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洪安，第二野战军司令部驻扎进位于洪安古镇的复兴银行，政治部驻扎在洪安小学内。
当晚，第二野戰军司令部用柴油机发电，把整个洪安古镇照得通明。刘邓首长走上街去，亲切地看望了当地的父老乡亲，群众像过节一样高兴，欢迎二位首长，庆祝洪安解放。
而复兴银行也成为洪安边城红色故事的见证。解放后，复兴银行即“二野”前委旧址，于1987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10月被重庆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洪安解放次日，战士们向秀山县城挺进，沿路受到百姓热烈欢迎。中午，解放军十二军三十六师一0六团进入县城，秀山宣布解放。
借粮证里蕴深情
当年，解放军进驻洪安时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唱着歌：“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当年，两个首长模样的人，站在街上向大家宣布：洪安解放了，群众再也不会过受压迫和剥削的日子了！ 这两个人就是刘伯承和邓小平。
缓缓流淌的清水江，诉说着《边城》中秀秀和傩送的故事。但当地年逾古稀的老人，更记得刘邓大军进驻洪安后的军民鱼水深情。
洪安解放时，刘邓二人衣着朴素、生活节俭，与当地群众同吃苦同劳作，带头反对铺张浪费，并要求所有解放军战士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害群众利益，体恤群众疾苦。
解放军不仅不扰民，还帮老乡打扫院子，担水挑柴。有一次，一位战士借用老乡家的水瓢煮饭，后来水瓢不知放在哪里，暂时找不到了。排长得知后，对战士说：“不管弄没弄丢，都要赔偿。”
刘邓大军在洪安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借粮证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复兴银行内，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几张解放军第二野战新区借粮证。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群众吃亏。”回想起当年的故事，当地老人的心里仍有说不出的感动。
1949年11月6日晚上，在洪安镇附近的大小山头，当地百姓手拿火把、锄头，把藏在地窖中、山洞里的米面、红薯等“保命粮”找了出来，不约而同来到洪安码头，等候解放军的到来。据了解，仅11月6日一天，洪安群众就为刘邓大军捐献“保命粮”10000多斤。
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知晓洪安老百姓的义举后，下令要求部队把群众捐献的粮食一一作好登记，并制作了借粮证，派人送到捐献粮食的群众家中。
虽然此证可以充当公粮，但一些收到借粮证的群众却一直舍不得将其拿去兑换粮食，而是收藏在家里的木箱子里。后来条件好了，有些群众在修整房屋时收拾东西，无意间翻出了借粮证，便一直保存了下来。
这一张张小小的借粮证，也成为刘邓大军纪律严明、作风廉洁、亲民爱民的有力见证。
解放军解放秀山，使宋希濂大为震惊，决定将其主力撤到乌江以西地区，脱离解放军的包围，企图重新在龚滩、黔江、彭水地域布防，凭借乌江天险，拼死抵抗。但是，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之势，于1949年11月中旬一举解放了酉阳、黔江，随后又解放了彭水县城。
这时，蒋介石急调孙元良兵团由川东到重庆外围布防，将正向川西北调动的罗广文兵团调往南川布防;同时，又将防守川北的胡宗南部的一个军东运重庆，加强川东南防线，并派蒋经国到宋部前线鼓舞士气。
不过，这一系列的调兵遣将已经无济于事。国民党军队忽而川东，忽而川北，忽而川南，来回调动，早已精疲力竭，沿乌江100余公里布置的防线不堪一击。
宋希濂部试图在乌江以西，自龚滩、彭水以西，郁山镇至保家楼布防，阻止解放军的西进。但解放军一部先于宋希濂部第二军抵达龚滩，并给予第二军迎头痛击。宋希濂部防线未稳，即被解放军突破，被迫又退。
解放军乘胜追击，以每天行军近100公里的速度，突破乌江天险，翻越白马山，乘宋希濂部和前來增援的罗广文兵团立足未稳，连连痛击，使其溃不成军。
蒋介石一再下令死守川东，阻止解放军向重庆挺进，但宋、罗二部却毫无斗志。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沿千里川湘公路拼命逃窜。
从1949年11月7日解放秀山县城，到11月30日举行入城仪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解放军挥戈西进，势如破竹，连战连捷。12月14日巫溪解放，标志着重庆全境回到人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