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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雷雨》问世以来，可谓是集万千关注于一身，随之而来的批评也是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中李健吾先生就是话剧演员出身，同时作为剧作家，又身兼文学评论家一职，所以他对《雷雨》相关言论尤其值得我们探讨与关注。本篇文章主要内容包括李健吾先生对《雷雨》这篇作品的批评产生背景、批评的具体内容，对被批评的作者——曹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作者对他批评的回应。
【关键词】：李健吾；《雷雨》；曹禺
“当年海上惊雷雨”[1]，自《雷雨》问世以来，可谓是集万千关注于一身，随之而来的批评也是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中李健吾先生就是话剧演员出身，同时作为剧作家，又身兼文学评论家一职，所以他对《雷雨》相关言论尤其值得我们探讨与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李健吾先生在对《雷雨》主题的探讨上，并未落入俗套，将其总结为是揭露封建大家庭、封建阶级观念的罪恶，更多地是对人生、人性和生命的思考与探讨。这一点上，曹禺先生自己也说在创作《雷雨》时，他“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2]。
李健吾先生认为在《雷雨》中，作者主要围绕着“新”与“旧”这两个具有辩证关系的方面讲的。“新”是指当时时代的大环境下，新的思想、新的观念等注入中国古老的血液中，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雨变幻。与“新”相对应的“旧”被李健吾先生解读为中国自古以來所相信的“命”、“天意”、“报应”等说法，并且说这部剧中“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却是处处令我们感到的命运观念”。举例来说，鲁大海第一次在周府花园里看到周萍，把他描述地面色苍白、像个鬼一样，而且认为周萍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是对周朴园做尽坏事的“报应”。曹禺先生在《雷雨·序》中也同样回应道：“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3]，并且说这种“残忍”用四凤和周冲的遭际最足以说明，他们两个人的死荒唐无理，最令人怜悯。在《雷雨》背后更多地是一种神秘而不可言喻的力量，我们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她、概括它。
李健吾先生在他的评论中曾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尤瑞彼得司（Euripides）的Hippolytus，一个是法国辣辛（Racine）的Phèdr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4]面对这点质疑，曹禺在《雷雨·序》中也做出了回应：“同一件传述，经过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演为种种诗歌，戏剧，小说，传奇也很一些显著的先例，然而如若我能绷起脸，冷生生地分析自己的作品，我会再说，我想不出执笔的时候我是追念着那些作品而写下的《雷雨》”[5]。其实曹禺的回应不无道理，古今中外相似或类似的故事不胜枚数，很难追根溯源说出谁参考了谁，也很难判定划分原创与参考的标准，经典的俄狄浦斯情节就从古希腊以来一直被沿用与演绎。然而其实李健吾先生也并非是绝对地判定，后期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对自己之前的评论有所修正，清楚地阐释了原型与原创的关系，并且毫不掩饰地夸赞《雷雨》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并且李健吾先生的这些评论也对曹禺以后的创作有所触动，从那以后，在有人质疑他作品的原创性之前，他就主动对自己的创作进行说明，从源头堵住了针对这方面的无休止的论争。
李健吾先生认为是繁漪让《雷雨》这出戏有了生命，可以看出他对这个人物的喜爱，而繁漪这个人物形象也是引起最多讨论、最复杂、最“雷雨”的。首先他将繁漪定义为一个“被牺牲者”，他是一个生活在黑暗角落里的旧式妇女，是一名被压迫者，这一点曹禺先生也不能再赞同，他说繁漪属于不幸的女人，她“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和环境的窒息”，而“抑郁终身”[6]。李健吾先生还肯定了她骨子里那股雷雨版的热情，这份热情让她在找到了周萍这个她认为的精神寄托后，义无反顾地扑向他，就如飞蛾扑火般，最后却引来自身的毁灭。曹禺先生自己也承認繁漪“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而就是这样的极端和矛盾让繁漪这个人物发光出彩，这样的极端和矛盾也奠定了《雷雨》的剧情基调。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剧作者对繁漪这个人物的喜爱都可谓溢于言表，但是李健吾先生仍客观地指出：“我引为遗憾的就是，这样一个充实的戏剧性的人物，作者却不把戏全给她做”[7]，对于这方面的批评曹禺先生欣然接受，因为他自己也不得不说“我欢喜看繁漪这样的女人，但我的才力是贫弱的，我知道舞台上的她与我原来的企图，做成一种不可相信的参差”[8]，他觉得实际创造出来的繁漪与自己原来构想的繁漪是有一定差距的，而这种差距不怨其他，怨他自己本身创作能力的不足，可以看出曹禺的自我检讨以及谦逊地接受批评的态度。
在对《雷雨》的评论中，李健吾先生流露出对周冲这个人物的喜爱之情，他认为周冲在这出戏里面死的无辜，是最值得我们怜悯的。曹禺也在《雷雨·序》中提到过，“他（周冲）也是我喜欢的人”，“周冲原是可喜的性格，他最无辜”[9]，可见在这个方面李健吾与曹禺的看法是一致的。然而二人的分歧点在于，李健吾先生认为对周冲的塑造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指控作者“要他干什么，仅仅就作为一个陪衬吗？我替周冲打抱不平”[10]。针对这样的指控，曹禺也给与了发人深省的回应——周冲这个人物的存在是有层次、有意义的，首先他是个藏在襁褓里的年青人，有着许许多多的憧憬，对社会，对家庭，对爱情等等，但到头来他只能看着这些憧憬如泡沫般一个一个地破碎掉，他就如“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11]，梦醒了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其次，曹禺先生强调：“以后那偶然的或者残酷的肉体的死亡对他算不得痛苦，也许凡事最适当的了结”[12]；最后，曹禺先生认为周冲在剧中不是一个陪衬，而是“一个不调和的谐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13]，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周冲对于整部剧的意义所在。李健吾先生的文学评论总是注入了他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但这样难免会使得他的评价不甚客观、过于冲动，他对于周冲的肯定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对于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和理解可能没有更深入进去思考。
李健吾先生批评《雷雨》中虽然有那些精彩的人物，但“作者的心力大半用在情节上”[14]，而不是主要塑造人物，以至于让李健吾先生觉得它很像电影，还有的人认为像小说。对于这一点批评，曹禺自己也是认同的，他在《日出》的跋中就反省过：“我很讨厌它（《雷雨》）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我用的过分。仿佛我只顾贪婪地使用着那简陋的’招数’不想胃里有点装不下”[15]。
巴金曾道，《雷雨》这本感动了千万善良心灵的戏，如今差不多成了和“克腊西克”一样的东西，甚至在远僻的市镇里我们也会遇到它的读者和观众用赞叹的声音提到它[16]。而李健吾也被肯定为“从文学尺度出发的，认真鉴赏同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家”[17]，二者的碰撞必然是火花四现，笔者也为能探讨其中的渊源而感到荣幸。
注释：
[1]茅盾：《赠曹禺》，全诗为：“当年海上惊雷雨，雾散云开明朗天。阅尽风霜君更健，昭君今继越王篇。”
[2][3][5][6][8][9][11][12][13][15]曹禺.曹禺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5，5，3-4，8，8，9，11，10，11，414
[4][7][10][14]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61，463，461，463
[16]巴金.关于《雷雨》[A].龙·虎·狗[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
[17]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M].香港：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339
【关键词】：李健吾；《雷雨》；曹禺
“当年海上惊雷雨”[1]，自《雷雨》问世以来，可谓是集万千关注于一身，随之而来的批评也是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中李健吾先生就是话剧演员出身，同时作为剧作家，又身兼文学评论家一职，所以他对《雷雨》相关言论尤其值得我们探讨与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李健吾先生在对《雷雨》主题的探讨上，并未落入俗套，将其总结为是揭露封建大家庭、封建阶级观念的罪恶，更多地是对人生、人性和生命的思考与探讨。这一点上，曹禺先生自己也说在创作《雷雨》时，他“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2]。
李健吾先生认为在《雷雨》中，作者主要围绕着“新”与“旧”这两个具有辩证关系的方面讲的。“新”是指当时时代的大环境下，新的思想、新的观念等注入中国古老的血液中，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雨变幻。与“新”相对应的“旧”被李健吾先生解读为中国自古以來所相信的“命”、“天意”、“报应”等说法，并且说这部剧中“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却是处处令我们感到的命运观念”。举例来说，鲁大海第一次在周府花园里看到周萍，把他描述地面色苍白、像个鬼一样，而且认为周萍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是对周朴园做尽坏事的“报应”。曹禺先生在《雷雨·序》中也同样回应道：“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3]，并且说这种“残忍”用四凤和周冲的遭际最足以说明，他们两个人的死荒唐无理，最令人怜悯。在《雷雨》背后更多地是一种神秘而不可言喻的力量，我们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她、概括它。
李健吾先生在他的评论中曾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尤瑞彼得司（Euripides）的Hippolytus，一个是法国辣辛（Racine）的Phèdr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4]面对这点质疑，曹禺在《雷雨·序》中也做出了回应：“同一件传述，经过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演为种种诗歌，戏剧，小说，传奇也很一些显著的先例，然而如若我能绷起脸，冷生生地分析自己的作品，我会再说，我想不出执笔的时候我是追念着那些作品而写下的《雷雨》”[5]。其实曹禺的回应不无道理，古今中外相似或类似的故事不胜枚数，很难追根溯源说出谁参考了谁，也很难判定划分原创与参考的标准，经典的俄狄浦斯情节就从古希腊以来一直被沿用与演绎。然而其实李健吾先生也并非是绝对地判定，后期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对自己之前的评论有所修正，清楚地阐释了原型与原创的关系，并且毫不掩饰地夸赞《雷雨》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并且李健吾先生的这些评论也对曹禺以后的创作有所触动，从那以后，在有人质疑他作品的原创性之前，他就主动对自己的创作进行说明，从源头堵住了针对这方面的无休止的论争。
李健吾先生认为是繁漪让《雷雨》这出戏有了生命，可以看出他对这个人物的喜爱，而繁漪这个人物形象也是引起最多讨论、最复杂、最“雷雨”的。首先他将繁漪定义为一个“被牺牲者”，他是一个生活在黑暗角落里的旧式妇女，是一名被压迫者，这一点曹禺先生也不能再赞同，他说繁漪属于不幸的女人，她“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和环境的窒息”，而“抑郁终身”[6]。李健吾先生还肯定了她骨子里那股雷雨版的热情，这份热情让她在找到了周萍这个她认为的精神寄托后，义无反顾地扑向他，就如飞蛾扑火般，最后却引来自身的毁灭。曹禺先生自己也承認繁漪“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而就是这样的极端和矛盾让繁漪这个人物发光出彩，这样的极端和矛盾也奠定了《雷雨》的剧情基调。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剧作者对繁漪这个人物的喜爱都可谓溢于言表，但是李健吾先生仍客观地指出：“我引为遗憾的就是，这样一个充实的戏剧性的人物，作者却不把戏全给她做”[7]，对于这方面的批评曹禺先生欣然接受，因为他自己也不得不说“我欢喜看繁漪这样的女人，但我的才力是贫弱的，我知道舞台上的她与我原来的企图，做成一种不可相信的参差”[8]，他觉得实际创造出来的繁漪与自己原来构想的繁漪是有一定差距的，而这种差距不怨其他，怨他自己本身创作能力的不足，可以看出曹禺的自我检讨以及谦逊地接受批评的态度。
在对《雷雨》的评论中，李健吾先生流露出对周冲这个人物的喜爱之情，他认为周冲在这出戏里面死的无辜，是最值得我们怜悯的。曹禺也在《雷雨·序》中提到过，“他（周冲）也是我喜欢的人”，“周冲原是可喜的性格，他最无辜”[9]，可见在这个方面李健吾与曹禺的看法是一致的。然而二人的分歧点在于，李健吾先生认为对周冲的塑造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指控作者“要他干什么，仅仅就作为一个陪衬吗？我替周冲打抱不平”[10]。针对这样的指控，曹禺也给与了发人深省的回应——周冲这个人物的存在是有层次、有意义的，首先他是个藏在襁褓里的年青人，有着许许多多的憧憬，对社会，对家庭，对爱情等等，但到头来他只能看着这些憧憬如泡沫般一个一个地破碎掉，他就如“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11]，梦醒了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其次，曹禺先生强调：“以后那偶然的或者残酷的肉体的死亡对他算不得痛苦，也许凡事最适当的了结”[12]；最后，曹禺先生认为周冲在剧中不是一个陪衬，而是“一个不调和的谐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13]，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周冲对于整部剧的意义所在。李健吾先生的文学评论总是注入了他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但这样难免会使得他的评价不甚客观、过于冲动，他对于周冲的肯定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对于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和理解可能没有更深入进去思考。
李健吾先生批评《雷雨》中虽然有那些精彩的人物，但“作者的心力大半用在情节上”[14]，而不是主要塑造人物，以至于让李健吾先生觉得它很像电影，还有的人认为像小说。对于这一点批评，曹禺自己也是认同的，他在《日出》的跋中就反省过：“我很讨厌它（《雷雨》）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我用的过分。仿佛我只顾贪婪地使用着那简陋的’招数’不想胃里有点装不下”[15]。
巴金曾道，《雷雨》这本感动了千万善良心灵的戏，如今差不多成了和“克腊西克”一样的东西，甚至在远僻的市镇里我们也会遇到它的读者和观众用赞叹的声音提到它[16]。而李健吾也被肯定为“从文学尺度出发的，认真鉴赏同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家”[17]，二者的碰撞必然是火花四现，笔者也为能探讨其中的渊源而感到荣幸。
注释：
[1]茅盾：《赠曹禺》，全诗为：“当年海上惊雷雨，雾散云开明朗天。阅尽风霜君更健，昭君今继越王篇。”
[2][3][5][6][8][9][11][12][13][15]曹禺.曹禺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5，5，3-4，8，8，9，11，10，11，414
[4][7][10][14]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61，463，461，463
[16]巴金.关于《雷雨》[A].龙·虎·狗[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
[17]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M].香港：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