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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独特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当前我国的网络舆论监督并非直接监督，而是一种变了形的监督。这种监督之所以产生，在于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缺失。在此情况下，舆论监督以一种人肉搜索、怀疑、强权批判、信息倒逼等方式进行，这种方式的运作最终必将导致人人自危，危害社会的安全稳定局面。
关键词：舆论监督 知情权 倒逼
何为舆论监督，目前有两大主流意见，一是以陈力丹、喻国明等为代表的公权力监督说；一是以孙旭培为代表的，虽然主张舆论监督针对对象为公权力，但亦承认舆论监督的其它内容。陈力丹等认为对“坏人”、“坏事”的批评并不属于舆论监督的范围，因为它们不是公权力。而现实的运行却表明，舆论监督已从“公权力”逐步扩散至“权力”，再扩散至对“社会道德”的评判。
舆论的形成可以分成两种模式，一种是“内爆”式；一种是“外爆”式。前者是信息和观点由内向外扩展，边缘对中心信息的渴求远小于中心对边缘的信息释放，这点实际上就是舆论引导；后者则是信息和观点由外向内扩展，内部在承受外部一定压力之后释放出一定量的信息来，从而保持内外之间的平衡，这点即是舆论监督模式。
作为舆论引导，中心是主动的，而作为舆论监督，中心是被动的，原因在于中心无论是在行为还是信息层面都落后于民众的期待。此时，经过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通过边缘的压力，最终导致中心出现变动，这里的边缘即是“群体性监督力量”，中心就是舆论风暴中的主体。在中国，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这种中间与边缘关系有所不同。导致这种边缘与中心存在势差的原因，在于受众认为中心应该提供比民众现在知晓的信息更多的信息，或者说，中心做出更多的行为来满足受众的需求。究其本质而言，舆论监督的出现在于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目前，舆论监督的推动力在于“腐败”和“信息不公开”。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爆发点：从边缘到中心，公权监督私权化
无论是信息不对称还是腐败，其表现均在于边缘部分无法接近中心权力地带或者中心的信息地带，从而导致权力失控和信息不对称，此时，网络舆论监督往往从边缘向中心爆发，即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件出发，最后挖掘出事件或人物的重大问题。就网络上暴露出来的舆论监督事件，我们大体上能够看到网络舆论监督有如下爆发点：
1 因“新”而爆
网络上有句流行语叫做“史上最……”，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即可看出创新在其中所占份量。如果再看看网络红人红事如“犀利哥”、“伪娘”、“凤姐”等等，我们更不难看出，“新”在引爆关注中的作用。同样，一些官员或公众人物“从防火防盗防记者”，到现在的“防火防盗防网民”，而且是防不胜防，原因在于，只要你有新的、不同的东西出现，即有可能被网民盯上，传统社会中的“枪打出头鸟”在这个网络社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2007年3月，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办公大楼因过于豪华貌似美国白宫而被网络曝光，其书记张治安也因此被称为“白宫书记”，后因受贿罪、报复陷害罪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 因“言”致罪
网络舆论监督的一个很大特色就在于，网民不了解事件的全部，仅凭一句话或一个标题就定好恶。2008年，周久耕的一句“谁降价，就法办”让他成为被关注的焦点；2009年，逯军的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让他红遍大江南北；2011年的动车事故中，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一句“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和“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让他走下新闻发言人的职位；2012年某记者微博调侃航天员，引得众人攻击。
3 细节失察
胡锦涛同志2008年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指出，互联网是舆论的“放大器”，网络的这种放大功能不仅体现在大事上，也体现于对细节的发掘上，一个芝麻大的事往往能被网絡充分放大为责任、腐败大事。
4 生活爆料
大众社会中，意义普遍消失，对身体的关注重又回到议事日程。日常生活中，不少公职人员因“情”、“色”等成为舆论的关注点。2009年12月，广东廉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乔迁豪宅，大摆筵席，成为新闻，最后被查；2012年11月，网上曝出雷政富不雅视频，导致其最终落马；2011年6月，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微博开房，引发关注，被停职检查；2010年2月，原广西来宾烟草局局长韩峰流出性爱日记，被查。
无论是哪种形式，上述事件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作为监督者的舆论主体无法接近权力或信息，从而使舆论监督的发力点往往落于边缘性信息之上。
二、网络舆论监督的模式
总体来说，网络舆论监督的主要模式便是先使事件或人物具有新闻性，其次使新闻具有冲突感，再次便是对事实加以扩大化，最后便是碎片化监督。
1 触发点：借助新闻的显著性价值，将事件加以“锐化”，使其具备速传力
回顾近年来网络上所曝出的舆论监督事件，发现其触发点均源自于显著性这点，即事件与人们原有的认识、思维、观点甚至对事物认识的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使得事件迅速为人们所关注，具体来说，包括新人、新事、新言、色情、炫富等等。在事件被关注的过程，网络传播的方法对其影响重大。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海量性，其所传递的信息高度依赖于标题，此时就使得信息标题必须对原有信息进行“锐化”处理，从而使得相关信息的传播出现类似于谣言传播的那种“削平、磨尖、同化”过程。
2 行为模式：发现、命名、围观、冲突化、追踪等网络虚拟行为
网络舆论监督往往经历如下过程：发现、命名、围观、冲突化、追踪、相关部门介入。以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事件为例：
发现（非常态，具有显著性）：惨烈的事故+微笑=关注。
命名（便于传播）：微笑局长。
围观（形成真真假假的材料）：沿着其社会角色，对其进行相关人肉搜索，形成有关材料，当然这其中既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真实+虚假）。 冲突（真实与虚假的材料形成冲突）：网民、媒体讨论或验证真事与假事，形成第一层面的冲突；相关人物对网民提供的事实进行反驳，从而形成第二层面冲突。
追踪：一个个的真假对比形成了一个个的问题，网络上持续发酵，有关部门陷入到澄清谣言，表达态度的模式之中，最后以查办相关人士告终，网络舆论最终得以沉寂。
3 实质：碎片化监督中建构新的社会关系
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同，网络舆论监督并非一次形成，也并非一人完成，而是众多网民以提供问题、猜测和搜索答案的形式协作完成。这是一种典型的碎片化监督，在监督过程中，问题与答案等往往交叉出现，一个又一个问题挑战着网友，从而在网友之间形成着一种竞争性表达，他们或为纯技术、或为网络声誉、或为当事人的某个行为和话语所刺激，最终完成自己的推论。换言之，网络的无主性，给了网友一个成为英雄的机会，尽管这种英雄是匿名的、甚至完全是虚拟的，但网友依然很享用这种过程。于是，人肉搜索便在这种中心引爆、辟谣与澄清的过程中不断循环往复地进行。
在网络中，理性与非理性、谣言与真相、真正的理性与伪理性充斥其间，共同建构了复杂的网络舆论生态。总体而言，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存在着技术派、追随派、添加派、呼喊派、沉默派等不同的派别。这其中，技术派引领着网络舆论，决定着网络舆论的方向，因为它显然呈现出一种相对较为理性的东西，为人们提供着貌似正确的分析，技术分析贴通过提供合理的猜测，为人们提供新的思路，引导着人们舆论监督的走向。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在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人们在不断地或建构关系、或强化关系，当然也有分裂关系的，只不过这种分裂是以形成派别、团体、群体为前提的。
三、网络舆论监督混乱的原因
1 知情权缺失下的信息倒逼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经过几年的运行，取得了一些成绩，一些公开如政府“三公消费”等等逐渐从无到有，但是，民众在某些关键信息上的知情权依然缺失。有人认为，目前网民之所以对官员穷追不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官员财产未公开，从而本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理。
2 监督权缺失下的虚拟监督
在网络舆论监督大规模发展之前，我国的舆论监督也进展得相当不错，主要表现在“异地监督”。这种监督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异地媒体实行跨越地域的监督，另一种是高级别的媒体对地方进行的监督。这两种形式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以及《焦点访谈》进行得较多。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异地监督逐渐减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逐渐走向网络，网络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这其中，有传统媒体人将采写到的部分新闻信息或全部新闻信息暴露于网络，也有网民对传统新闻中暴露出来的细节进行深挖和加工，还有网民直接报料，更有当事人处事不严，导致相关信息外露。
无论是异地监督还是网络监督，其共同特征都在于避免行政管理对媒体或民众的主体性的控制，从而完成舆论监督。这两种监督都表现出一定的虚拟性，它不是直接的权力行使式的舆论监督，而是一种间接监督，更为直白的表达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抗争式”舆论监督，即以一种权力行使获得另外一种权力的行使。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舆论监督是一种典型的舆论监督出现转移或者说迁移的监督。
3 弱势心态下的强权批判
《人民日报》曾刊发系列文章讨论社会中的弱势心态问题，表明这种心态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在这个社会中存在较多。弱势心态是一种心理感受，它是一种相对的感受，是在与他人进行比较之后形成的一种感受，有人认为制度不完备，每个人都是弱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制度”未能为弱势提供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或者说参照物。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人们只能依据媒体提供的参照物来加以判断。按照陆学艺的社会阶层划分原则，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是社会位置的主要判断标准，由此形成了判断上的问题。
4 社会关系断裂下的群体狂欢
当前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大众社会，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让传统的“定居者”变成了“漂泊者”，那些以家庭、家族、邻里为标志的传统“血缘性”和“地缘性”社会关系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业缘性”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以工作或其它社会兴趣为核心凝聚力为特征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最大特征在于，群体活动的出现是维护这种关系的最好方式。
与现实中的群集相似，网络中的群集也以斗争的面目出现，在斗争与批判中，网民感受到了自身力量的伟大，同时逐渐感受到自我智慧的无穷。由于观点共同体和沉默的螺旋所起的作用，网民在交流过程中实际上会沿着一个主要目标，朝前面歇斯底里地挖掘着相关事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断案式监督和置疑式监督。当然这种目标即是置疑现有事物存在的合理性，每个人都沿着这一方向往前挖掘，从而导致最初发掘的结果与最原始的事件相去甚远。
5 权力缺失下的道德重拾
新中国建国后，民众拥有了对官员的监督等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相对而言，都不是通过个体，而是通过集体的方式完成，民众以集体的力量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监督。这种方式类似于民众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革命，因此其中的斗争、表达相对间接，而非直接，其影响面相对较宽。
当代中国语境下权力制约与监督的主要方式中，道德给了人们以准则，而集体则提供了制约的可能性。在此情形之下，网络上出现的舆论监督方式与问题也就不难理解。
四、结论
舆论监督本应是社会肌体正常运行的一种自我救赎方式，然而目前这种救赎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越滑越深。长此以往，社会很难回到正常的轨道，构建社会信任之道也难以进行。每个人都成为“套中人”，每个人都力图将自己的思想、观点隐藏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典型的对比：普通人物极端追求个性化，官员等公共人物尽量追求普通化，尽量避免成為新闻人物。
关键词：舆论监督 知情权 倒逼
何为舆论监督，目前有两大主流意见，一是以陈力丹、喻国明等为代表的公权力监督说；一是以孙旭培为代表的，虽然主张舆论监督针对对象为公权力，但亦承认舆论监督的其它内容。陈力丹等认为对“坏人”、“坏事”的批评并不属于舆论监督的范围，因为它们不是公权力。而现实的运行却表明，舆论监督已从“公权力”逐步扩散至“权力”，再扩散至对“社会道德”的评判。
舆论的形成可以分成两种模式，一种是“内爆”式；一种是“外爆”式。前者是信息和观点由内向外扩展，边缘对中心信息的渴求远小于中心对边缘的信息释放，这点实际上就是舆论引导；后者则是信息和观点由外向内扩展，内部在承受外部一定压力之后释放出一定量的信息来，从而保持内外之间的平衡，这点即是舆论监督模式。
作为舆论引导，中心是主动的，而作为舆论监督，中心是被动的，原因在于中心无论是在行为还是信息层面都落后于民众的期待。此时，经过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通过边缘的压力，最终导致中心出现变动，这里的边缘即是“群体性监督力量”，中心就是舆论风暴中的主体。在中国，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这种中间与边缘关系有所不同。导致这种边缘与中心存在势差的原因，在于受众认为中心应该提供比民众现在知晓的信息更多的信息，或者说，中心做出更多的行为来满足受众的需求。究其本质而言，舆论监督的出现在于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目前，舆论监督的推动力在于“腐败”和“信息不公开”。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爆发点：从边缘到中心，公权监督私权化
无论是信息不对称还是腐败，其表现均在于边缘部分无法接近中心权力地带或者中心的信息地带，从而导致权力失控和信息不对称，此时，网络舆论监督往往从边缘向中心爆发，即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件出发，最后挖掘出事件或人物的重大问题。就网络上暴露出来的舆论监督事件，我们大体上能够看到网络舆论监督有如下爆发点：
1 因“新”而爆
网络上有句流行语叫做“史上最……”，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即可看出创新在其中所占份量。如果再看看网络红人红事如“犀利哥”、“伪娘”、“凤姐”等等，我们更不难看出，“新”在引爆关注中的作用。同样，一些官员或公众人物“从防火防盗防记者”，到现在的“防火防盗防网民”，而且是防不胜防，原因在于，只要你有新的、不同的东西出现，即有可能被网民盯上，传统社会中的“枪打出头鸟”在这个网络社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2007年3月，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办公大楼因过于豪华貌似美国白宫而被网络曝光，其书记张治安也因此被称为“白宫书记”，后因受贿罪、报复陷害罪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 因“言”致罪
网络舆论监督的一个很大特色就在于，网民不了解事件的全部，仅凭一句话或一个标题就定好恶。2008年，周久耕的一句“谁降价，就法办”让他成为被关注的焦点；2009年，逯军的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让他红遍大江南北；2011年的动车事故中，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一句“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和“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让他走下新闻发言人的职位；2012年某记者微博调侃航天员，引得众人攻击。
3 细节失察
胡锦涛同志2008年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指出，互联网是舆论的“放大器”，网络的这种放大功能不仅体现在大事上，也体现于对细节的发掘上，一个芝麻大的事往往能被网絡充分放大为责任、腐败大事。
4 生活爆料
大众社会中，意义普遍消失，对身体的关注重又回到议事日程。日常生活中，不少公职人员因“情”、“色”等成为舆论的关注点。2009年12月，广东廉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乔迁豪宅，大摆筵席，成为新闻，最后被查；2012年11月，网上曝出雷政富不雅视频，导致其最终落马；2011年6月，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微博开房，引发关注，被停职检查；2010年2月，原广西来宾烟草局局长韩峰流出性爱日记，被查。
无论是哪种形式，上述事件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作为监督者的舆论主体无法接近权力或信息，从而使舆论监督的发力点往往落于边缘性信息之上。
二、网络舆论监督的模式
总体来说，网络舆论监督的主要模式便是先使事件或人物具有新闻性，其次使新闻具有冲突感，再次便是对事实加以扩大化，最后便是碎片化监督。
1 触发点：借助新闻的显著性价值，将事件加以“锐化”，使其具备速传力
回顾近年来网络上所曝出的舆论监督事件，发现其触发点均源自于显著性这点，即事件与人们原有的认识、思维、观点甚至对事物认识的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使得事件迅速为人们所关注，具体来说，包括新人、新事、新言、色情、炫富等等。在事件被关注的过程，网络传播的方法对其影响重大。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海量性，其所传递的信息高度依赖于标题，此时就使得信息标题必须对原有信息进行“锐化”处理，从而使得相关信息的传播出现类似于谣言传播的那种“削平、磨尖、同化”过程。
2 行为模式：发现、命名、围观、冲突化、追踪等网络虚拟行为
网络舆论监督往往经历如下过程：发现、命名、围观、冲突化、追踪、相关部门介入。以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事件为例：
发现（非常态，具有显著性）：惨烈的事故+微笑=关注。
命名（便于传播）：微笑局长。
围观（形成真真假假的材料）：沿着其社会角色，对其进行相关人肉搜索，形成有关材料，当然这其中既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真实+虚假）。 冲突（真实与虚假的材料形成冲突）：网民、媒体讨论或验证真事与假事，形成第一层面的冲突；相关人物对网民提供的事实进行反驳，从而形成第二层面冲突。
追踪：一个个的真假对比形成了一个个的问题，网络上持续发酵，有关部门陷入到澄清谣言，表达态度的模式之中，最后以查办相关人士告终，网络舆论最终得以沉寂。
3 实质：碎片化监督中建构新的社会关系
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同，网络舆论监督并非一次形成，也并非一人完成，而是众多网民以提供问题、猜测和搜索答案的形式协作完成。这是一种典型的碎片化监督，在监督过程中，问题与答案等往往交叉出现，一个又一个问题挑战着网友，从而在网友之间形成着一种竞争性表达，他们或为纯技术、或为网络声誉、或为当事人的某个行为和话语所刺激，最终完成自己的推论。换言之，网络的无主性，给了网友一个成为英雄的机会，尽管这种英雄是匿名的、甚至完全是虚拟的，但网友依然很享用这种过程。于是，人肉搜索便在这种中心引爆、辟谣与澄清的过程中不断循环往复地进行。
在网络中，理性与非理性、谣言与真相、真正的理性与伪理性充斥其间，共同建构了复杂的网络舆论生态。总体而言，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存在着技术派、追随派、添加派、呼喊派、沉默派等不同的派别。这其中，技术派引领着网络舆论，决定着网络舆论的方向，因为它显然呈现出一种相对较为理性的东西，为人们提供着貌似正确的分析，技术分析贴通过提供合理的猜测，为人们提供新的思路，引导着人们舆论监督的走向。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在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人们在不断地或建构关系、或强化关系，当然也有分裂关系的，只不过这种分裂是以形成派别、团体、群体为前提的。
三、网络舆论监督混乱的原因
1 知情权缺失下的信息倒逼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经过几年的运行，取得了一些成绩，一些公开如政府“三公消费”等等逐渐从无到有，但是，民众在某些关键信息上的知情权依然缺失。有人认为，目前网民之所以对官员穷追不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官员财产未公开，从而本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理。
2 监督权缺失下的虚拟监督
在网络舆论监督大规模发展之前，我国的舆论监督也进展得相当不错，主要表现在“异地监督”。这种监督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异地媒体实行跨越地域的监督，另一种是高级别的媒体对地方进行的监督。这两种形式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以及《焦点访谈》进行得较多。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异地监督逐渐减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逐渐走向网络，网络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这其中，有传统媒体人将采写到的部分新闻信息或全部新闻信息暴露于网络，也有网民对传统新闻中暴露出来的细节进行深挖和加工，还有网民直接报料，更有当事人处事不严，导致相关信息外露。
无论是异地监督还是网络监督，其共同特征都在于避免行政管理对媒体或民众的主体性的控制，从而完成舆论监督。这两种监督都表现出一定的虚拟性，它不是直接的权力行使式的舆论监督，而是一种间接监督，更为直白的表达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抗争式”舆论监督，即以一种权力行使获得另外一种权力的行使。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舆论监督是一种典型的舆论监督出现转移或者说迁移的监督。
3 弱势心态下的强权批判
《人民日报》曾刊发系列文章讨论社会中的弱势心态问题，表明这种心态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在这个社会中存在较多。弱势心态是一种心理感受，它是一种相对的感受，是在与他人进行比较之后形成的一种感受，有人认为制度不完备，每个人都是弱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制度”未能为弱势提供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或者说参照物。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人们只能依据媒体提供的参照物来加以判断。按照陆学艺的社会阶层划分原则，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是社会位置的主要判断标准，由此形成了判断上的问题。
4 社会关系断裂下的群体狂欢
当前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大众社会，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让传统的“定居者”变成了“漂泊者”，那些以家庭、家族、邻里为标志的传统“血缘性”和“地缘性”社会关系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业缘性”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以工作或其它社会兴趣为核心凝聚力为特征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最大特征在于，群体活动的出现是维护这种关系的最好方式。
与现实中的群集相似，网络中的群集也以斗争的面目出现，在斗争与批判中，网民感受到了自身力量的伟大，同时逐渐感受到自我智慧的无穷。由于观点共同体和沉默的螺旋所起的作用，网民在交流过程中实际上会沿着一个主要目标，朝前面歇斯底里地挖掘着相关事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断案式监督和置疑式监督。当然这种目标即是置疑现有事物存在的合理性，每个人都沿着这一方向往前挖掘，从而导致最初发掘的结果与最原始的事件相去甚远。
5 权力缺失下的道德重拾
新中国建国后，民众拥有了对官员的监督等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相对而言，都不是通过个体，而是通过集体的方式完成，民众以集体的力量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监督。这种方式类似于民众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革命，因此其中的斗争、表达相对间接，而非直接，其影响面相对较宽。
当代中国语境下权力制约与监督的主要方式中，道德给了人们以准则，而集体则提供了制约的可能性。在此情形之下，网络上出现的舆论监督方式与问题也就不难理解。
四、结论
舆论监督本应是社会肌体正常运行的一种自我救赎方式，然而目前这种救赎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越滑越深。长此以往，社会很难回到正常的轨道，构建社会信任之道也难以进行。每个人都成为“套中人”，每个人都力图将自己的思想、观点隐藏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典型的对比：普通人物极端追求个性化，官员等公共人物尽量追求普通化，尽量避免成為新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