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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无百日红。
随着2016年上半年各大城市和各省份的经济数据的公布，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密码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
21个城市经济发展倒退，究竟为什么？怎样才能堪称国家战略下的幸运儿？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未来？煤炭城市一片萧条，为何一个小城一枝独秀？
通过上述四个问题的解释与分析，我们似乎就能够勾勒出中国各地区未来的经济命运。
2016年上半年各大城市和各省份的经济数据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名义GDP最快的是广西钦州，增速超过20%；最糟糕的甘肃嘉峪关市，名义GDP增速竟然是-31%。
而且，在能找到数据的280个地级以上城市中，2016年上半年GDP增长为负数的竟然有21个之多。分别是：
山东：德州，-1.91%；东营，-2.2%。
东北地区：鞍山，-4.27%；大庆，-14.01%；锦州，-6.44%；本溪，-1.64%；葫芦岛，-0.53%；鸡西，-2.3%；铁岭，-0.29%；阜新，-17%。
山西：榆林，-11.21%；临汾，-0.88%；朔州，-6.07%；阳泉，-2.45%。
陕西：渭南，-1.55%；延安，-12.44%；铜川，-5.34%。
西北地区：乌海，-5.09%；吐鲁番，-4.2%；嘉峪关，-31%；金昌，-11.79%。
这些负增长的城市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资源型或资源粗加工城市。
朔州、阳泉、榆林、渭南、鸡西、乌海、铁岭、阜新、临汾、铜川、吐鲁番都是以煤炭为经济支柱；大庆、锦州和东营的经济支柱主要是石油；葫芦岛主要是炼油、鞍山是钢铁、嘉峪关市是初级的铁合金冶炼、金昌市是有色金属。
资源型城市密集出现负增长，主要就是这一轮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冲击的结果。这可以说也是一种“新常态”。
这种新常态，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创新驱动逐步取代投资拉动，大规模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减速了——对煤炭钢铁这些资源型产品的需求下降——简单的资源开采和粗加工的产业结构肯定就不行了。
将来这一批城市的变革转型，可能会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决策层需要处理的一大问题。
俗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用到现在的中国城市经济格局上来正好相反：负增长的城市都是相似的，而高速增长的城市则各有各的优势。
上半年的数据中， 名义GDP增速超过1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或省会城市有七个：厦门，15.23%；福州，13.6%；深圳，14.02%；杭州，11.61%；重庆，10.54%；长沙，10.41%；海口，10.38%。
厦门和福州的高增长跟国家战略有很大关系。
中央大力提倡的“一带一路”战略最后选了两个省份做核心区，路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是新疆，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就是福建。同时，福建还是上海之后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三个省份之一。“中国制造2025”的首个地方试点也落在了福建泉州。
可以说，本届政府最大的三个经济战略：自贸区、“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都重点支持福建了。福建可以说是占尽天时，各种优惠政策和国家投资滚滚而来。
海口经济的优异表现也和国家战略有关，主要就是南海开发。海南已经被确定为国家南海开发的基地，新设立的负责管理南海诸岛礁的三沙市也归海南管理，大量的国家战略资源也就接踵而来。
作为海南省会，海口拥有海南最大的港口，是南海开发大宗物资运输的支点。南海开发是个大战略，可能持续数十年，现在只是起步，将来的强度和力度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如果说以上三个城市主要倚靠国家战略支持的话，深圳、杭州、长沙、重庆的优异表现则主要是靠自身努力。
深圳，创新特区
除了厦门，深圳在副省级城市中是表现最好的。核心就是它的前海金融示范区和科技创新结合得非常好。中国这一轮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关键就是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相结合。
在上一个十年，深圳经济的表现并不算突出。因为上一轮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依靠的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土地资源有限的深圳在这方面没什么优势。
况且，深圳过去一直被称为“文化沙漠”，就是暴发户的名利场和农民工的打工地，谈创新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深圳的危机意识很强。从2008年开始，深圳斥巨资大力引进国内外知名大学来办分校区，南方科技大学也在2011年开始招生。也就是七八年时间，北大、清华、人大等齐聚深圳大学城，高学历人才培养已成气候，再无人敢以“文化沙漠”来称呼深圳了。
所以，等到国家经济切换进入“新常态”，创新驱动战略取代投资拉动战略之后，深圳很快就恢复信心，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它不再是“开放特区”而是“创新特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深圳在未来十年显然还会有更光辉的前景。
杭州，互联网创新之都
与深圳类似，杭州的优异表现也是把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起来的结果。不过它的科技实力和金融实力都比不过深圳，毕竟它不是特区，没有深交所和招商银行；主要还是靠浙江民间商业资本支撑起来的草根式创新体系，特点就是 “民间创投+互联网创新”。
如果中国要找“金融创新+科技创新”最有代表性的城市，深圳排第一没有悬念，北京和杭州谁第二可能会有争议，但深圳、北京、杭州作为前三强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它们都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长沙，中国装备制造之都
长沙跟深圳、杭州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已经“想清楚”了自己要做什么，其目标就是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之都”。
长沙一直都很低调，直到2015年12月26日中低速磁悬浮试运行，才算勉强被新闻媒体关注。跟上海磁悬浮不同，长沙磁悬浮是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施工、自主管理的，其在装备制造领域的系统整合能力展露了出来。
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仅仅过了三个月，长沙就公布了《长沙智能制造三年（2015—2018年）行动计划》，是全国第一个公布《中国制造2025》实施方案的城市。这么快的反应速度，是因为长沙在智能制造方面早就做好了准备。
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工、三一重工这一串在装备制造领域如雷贯耳的名字，全都出自长沙。与行动计划一起公布的，还有长沙智能制造第一批30个试点示范项目和一系列配套政策——方案文本可以快速攒出来，但项目和优惠政策不是随便能整出来的。
2014年，长沙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从723家增加到了769家，只新增了40家；到了去年，一下子就新增了两百多家，可以说是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 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不是说新增就能新增的，需要较长时间的发展积累。
重庆，“金融市长”黄奇帆
重庆的特殊优势在于有一位“金融市长”黄奇帆。
以组建“八大投”投融资平台为代表，重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府主导的新型投融资体系，这跟杭州以民间商业资本为主的创投体系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国家对投融资平台限制后，“八大投”系统又很快往国家大力提倡的产业投资基金方向转型。PPP的概念刚起来头一年，重庆落地的PPP项目投资金额就占了全国一半，可谓领潮流之先。
金融创新的效果非常明显。京东方到重庆投资建设8.5代面板生产线，总共两百多亿元的投资，超过三分之二都是重庆市政府负责解决的。
重庆市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得益于组建了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这个基金投资几十亿元对市内诸多装备制造企业进行自动化技术改造，以此创造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然后以获得政府技改订单为条件把川崎重工和瑞士ABB等几家国外著名机器人企业都招到了重庆来投资。
可以说，中国现在的金融创新协同产业创新，重庆是政府主导型代表，杭州是民间主导型代表，深圳则是二者混合。中国的创新驱动路径，一定是金融创新与产业创新相结合的成果。在这条道路上，三个城市的探索都会很有价值。
除了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还有很多地级城市表现抢眼。上半年名义GDP增长超过15%的普通地级市有六个：
广西钦州，20.82%；安徽阜阳，17.62%；河北廊坊，16.59%；福建漳州，16.21%；贵州毕节，16.72%；海南三亚，15.2%。
钦州的高增长是因为北部湾建设的国家战略落地。钦州港是北部湾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也是唯一保税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大量的国家项目投资把钦州拉了起来。
廊坊则是京津冀一体化和首都功能疏解战略的最大受益者。
漳州是福建的，高增长原因和厦门、福州类似。
三亚的经济则受益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离岛免税的政策让三亚成为中国除香港外最大的免税购物中心。
贵州毕节和安徽阜阳都属于较落后地区，但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出色。毕节打造了以汽车零部件制造为核心的装备制造产业链，成为贵州省三大装备制造基地之一。阜阳则承接了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
其中，阜阳可以说是一个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的励志典型。它的经济本来是以煤炭资源为主的，颍上县的煤矿开采是它的经济支柱。但是在煤炭价格最高的时期，阜阳就把从煤炭里面赚的钱拿来大力搞基础设施和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可谓未雨绸缪。
现在煤炭城市一片萧条，阜阳却一枝独秀，纺织业和装备制造业一轻一重撑起了大半边天，靠的就是几年前打下的基础。
与阜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南边的淮南，这也是一个煤炭资源为支柱的城市，之前煤炭行情好的时候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不注意接替产业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淮南连着有三任市委书记一任市长都因为贪污腐败在十八大后被“双规”了。
这两年国家“去产能”，煤炭价格暴跌，淮南经济一头就栽了下去，今年上半年的名义GDP增速只有1.26%，相当惨淡——要不是去年安徽把寿县从六安划过来并入淮南，说不定经济增长就成负数了。
随着2016年上半年各大城市和各省份的经济数据的公布，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密码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
21个城市经济发展倒退，究竟为什么？怎样才能堪称国家战略下的幸运儿？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未来？煤炭城市一片萧条，为何一个小城一枝独秀？
通过上述四个问题的解释与分析，我们似乎就能够勾勒出中国各地区未来的经济命运。
去产能冲击：21城倒退
2016年上半年各大城市和各省份的经济数据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名义GDP最快的是广西钦州，增速超过20%；最糟糕的甘肃嘉峪关市，名义GDP增速竟然是-31%。
而且，在能找到数据的280个地级以上城市中，2016年上半年GDP增长为负数的竟然有21个之多。分别是：
山东：德州，-1.91%；东营，-2.2%。
东北地区：鞍山，-4.27%；大庆，-14.01%；锦州，-6.44%；本溪，-1.64%；葫芦岛，-0.53%；鸡西，-2.3%；铁岭，-0.29%；阜新，-17%。
山西：榆林，-11.21%；临汾，-0.88%；朔州，-6.07%；阳泉，-2.45%。
陕西：渭南，-1.55%；延安，-12.44%；铜川，-5.34%。
西北地区：乌海，-5.09%；吐鲁番，-4.2%；嘉峪关，-31%；金昌，-11.79%。
这些负增长的城市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资源型或资源粗加工城市。
朔州、阳泉、榆林、渭南、鸡西、乌海、铁岭、阜新、临汾、铜川、吐鲁番都是以煤炭为经济支柱；大庆、锦州和东营的经济支柱主要是石油；葫芦岛主要是炼油、鞍山是钢铁、嘉峪关市是初级的铁合金冶炼、金昌市是有色金属。
资源型城市密集出现负增长，主要就是这一轮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冲击的结果。这可以说也是一种“新常态”。
这种新常态，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创新驱动逐步取代投资拉动，大规模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减速了——对煤炭钢铁这些资源型产品的需求下降——简单的资源开采和粗加工的产业结构肯定就不行了。
将来这一批城市的变革转型，可能会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决策层需要处理的一大问题。
福建、海南：天时眷顾下的幸运儿
俗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用到现在的中国城市经济格局上来正好相反：负增长的城市都是相似的，而高速增长的城市则各有各的优势。
上半年的数据中， 名义GDP增速超过1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或省会城市有七个：厦门，15.23%；福州，13.6%；深圳，14.02%；杭州，11.61%；重庆，10.54%；长沙，10.41%；海口，10.38%。
厦门和福州的高增长跟国家战略有很大关系。
中央大力提倡的“一带一路”战略最后选了两个省份做核心区，路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是新疆，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就是福建。同时，福建还是上海之后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三个省份之一。“中国制造2025”的首个地方试点也落在了福建泉州。
可以说，本届政府最大的三个经济战略：自贸区、“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都重点支持福建了。福建可以说是占尽天时，各种优惠政策和国家投资滚滚而来。
海口经济的优异表现也和国家战略有关，主要就是南海开发。海南已经被确定为国家南海开发的基地，新设立的负责管理南海诸岛礁的三沙市也归海南管理，大量的国家战略资源也就接踵而来。
作为海南省会，海口拥有海南最大的港口，是南海开发大宗物资运输的支点。南海开发是个大战略，可能持续数十年，现在只是起步，将来的强度和力度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深、杭、重、长：自力更生搏未来
如果说以上三个城市主要倚靠国家战略支持的话，深圳、杭州、长沙、重庆的优异表现则主要是靠自身努力。
深圳，创新特区
除了厦门，深圳在副省级城市中是表现最好的。核心就是它的前海金融示范区和科技创新结合得非常好。中国这一轮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关键就是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相结合。
在上一个十年，深圳经济的表现并不算突出。因为上一轮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依靠的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土地资源有限的深圳在这方面没什么优势。
况且，深圳过去一直被称为“文化沙漠”，就是暴发户的名利场和农民工的打工地，谈创新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深圳的危机意识很强。从2008年开始，深圳斥巨资大力引进国内外知名大学来办分校区，南方科技大学也在2011年开始招生。也就是七八年时间，北大、清华、人大等齐聚深圳大学城，高学历人才培养已成气候，再无人敢以“文化沙漠”来称呼深圳了。
所以，等到国家经济切换进入“新常态”，创新驱动战略取代投资拉动战略之后，深圳很快就恢复信心，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它不再是“开放特区”而是“创新特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深圳在未来十年显然还会有更光辉的前景。
杭州，互联网创新之都
与深圳类似，杭州的优异表现也是把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起来的结果。不过它的科技实力和金融实力都比不过深圳，毕竟它不是特区，没有深交所和招商银行；主要还是靠浙江民间商业资本支撑起来的草根式创新体系，特点就是 “民间创投+互联网创新”。
如果中国要找“金融创新+科技创新”最有代表性的城市，深圳排第一没有悬念，北京和杭州谁第二可能会有争议，但深圳、北京、杭州作为前三强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它们都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长沙，中国装备制造之都
长沙跟深圳、杭州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已经“想清楚”了自己要做什么，其目标就是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之都”。
长沙一直都很低调，直到2015年12月26日中低速磁悬浮试运行，才算勉强被新闻媒体关注。跟上海磁悬浮不同，长沙磁悬浮是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施工、自主管理的，其在装备制造领域的系统整合能力展露了出来。
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仅仅过了三个月，长沙就公布了《长沙智能制造三年（2015—2018年）行动计划》，是全国第一个公布《中国制造2025》实施方案的城市。这么快的反应速度，是因为长沙在智能制造方面早就做好了准备。
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工、三一重工这一串在装备制造领域如雷贯耳的名字，全都出自长沙。与行动计划一起公布的，还有长沙智能制造第一批30个试点示范项目和一系列配套政策——方案文本可以快速攒出来，但项目和优惠政策不是随便能整出来的。
2014年，长沙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从723家增加到了769家，只新增了40家；到了去年，一下子就新增了两百多家，可以说是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 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不是说新增就能新增的，需要较长时间的发展积累。
重庆，“金融市长”黄奇帆
重庆的特殊优势在于有一位“金融市长”黄奇帆。
以组建“八大投”投融资平台为代表，重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府主导的新型投融资体系，这跟杭州以民间商业资本为主的创投体系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国家对投融资平台限制后，“八大投”系统又很快往国家大力提倡的产业投资基金方向转型。PPP的概念刚起来头一年，重庆落地的PPP项目投资金额就占了全国一半，可谓领潮流之先。
金融创新的效果非常明显。京东方到重庆投资建设8.5代面板生产线，总共两百多亿元的投资，超过三分之二都是重庆市政府负责解决的。
重庆市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得益于组建了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这个基金投资几十亿元对市内诸多装备制造企业进行自动化技术改造，以此创造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然后以获得政府技改订单为条件把川崎重工和瑞士ABB等几家国外著名机器人企业都招到了重庆来投资。
可以说，中国现在的金融创新协同产业创新，重庆是政府主导型代表，杭州是民间主导型代表，深圳则是二者混合。中国的创新驱动路径，一定是金融创新与产业创新相结合的成果。在这条道路上，三个城市的探索都会很有价值。
安徽阜阳一枝独秀
除了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还有很多地级城市表现抢眼。上半年名义GDP增长超过15%的普通地级市有六个：
广西钦州，20.82%；安徽阜阳，17.62%；河北廊坊，16.59%；福建漳州，16.21%；贵州毕节，16.72%；海南三亚，15.2%。
钦州的高增长是因为北部湾建设的国家战略落地。钦州港是北部湾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也是唯一保税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大量的国家项目投资把钦州拉了起来。
廊坊则是京津冀一体化和首都功能疏解战略的最大受益者。
漳州是福建的，高增长原因和厦门、福州类似。
三亚的经济则受益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离岛免税的政策让三亚成为中国除香港外最大的免税购物中心。
贵州毕节和安徽阜阳都属于较落后地区，但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出色。毕节打造了以汽车零部件制造为核心的装备制造产业链，成为贵州省三大装备制造基地之一。阜阳则承接了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
其中，阜阳可以说是一个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的励志典型。它的经济本来是以煤炭资源为主的，颍上县的煤矿开采是它的经济支柱。但是在煤炭价格最高的时期，阜阳就把从煤炭里面赚的钱拿来大力搞基础设施和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可谓未雨绸缪。
现在煤炭城市一片萧条，阜阳却一枝独秀，纺织业和装备制造业一轻一重撑起了大半边天，靠的就是几年前打下的基础。
与阜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南边的淮南，这也是一个煤炭资源为支柱的城市，之前煤炭行情好的时候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不注意接替产业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淮南连着有三任市委书记一任市长都因为贪污腐败在十八大后被“双规”了。
这两年国家“去产能”，煤炭价格暴跌，淮南经济一头就栽了下去，今年上半年的名义GDP增速只有1.26%，相当惨淡——要不是去年安徽把寿县从六安划过来并入淮南，说不定经济增长就成负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