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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说幸福是人生所追求的终极目的，那么它就是哲学意义上的“至善”。人类需要这种完美的德性，否则我们就只会变成行尸走肉。只有当理智、激情和欲望这“三驾马车”达到了整体的和谐，人类才真正拥有了灵魂“正义”的德性。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阐释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其自身的努力，去获得成功改变不幸福的境遇，那么他就是幸福的。
关键词：快乐幸福道德社会满足
快乐、幸福是互相影响而且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同时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和向往是随着价值观走向而决定的。个人快乐并不简单的等同于集体快乐，而人类往往容易在快乐的享受上不能自制从而陷入迷茫和困惑。
柏拉图在《菲力布》中提出：善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快乐则有纯粹和不纯粹的或混合之分。纯粹的快乐是一种善，但混合的快乐由于其是无限定的、充满变化的和生成的，所以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因而不是善。这一观点对《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第七卷和第十卷关于对快乐的探讨中，有着明显的影响印记。追求极致的快乐以至于达到病态的“幸福”，这并不是所谓的“善”，而只能说是一种“恶”的“幸福”。“对于快乐，我们不是公正的判断者。”如果快乐仅仅是停留在生理或心理意义上，那么它只是一种病态的“幸福”，而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幸福应伴随着快乐， 而德性活动中最大快乐公认合于智慧的活动”所以快乐也是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幸福因素。
快乐并不足以解释完美的幸福，幸福也不等同于快乐，但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幸福是人们穷极一生追逐的目标，它是终极的至高至善。纵观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快乐应是“善”的，是实现善的一种手段。就两者的层次而言， 幸福是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而快乐则服从于幸福，是一种形而下的现实的活动。所以，快乐内蕴于善中。
“如果幸福在于合德性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说它合于最好的德性，即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如果一个人快乐的源泉依附于自我意识之中，有意识的去做出合乎德性的事情，那么他将会感受到强烈的快乐。对此，一些古代的思想家们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把道德归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在中国，从先秦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到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也都强调“德之不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德性都约束不了，那么他所追求的快乐就会受到社会集体思潮下德性的排斥。
法律植根于道德，其价值核心也源于道德。就某种意义而言，法律就是基本道德的国家的强制性规范。而法律的自觉性，其实就是一种文明社会道德上的自律，那时的人们将道德作为自己的行为操守，违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排斥和责罚。
然而，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历史的发展，道德对人们的公约力越来越小，国家形态下的管理受到轻视，于是便出现了由国家机器确保的强制性实施的法律，以确保社会健康有序地进行。这也是法律作为独立的存在从而区分于道德的开始。
法律在维护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同时，也对侵犯他人权益的“快乐行为”加以约束，但是法律同时也需要正确的价值观（道德）予以支持。在改革开放大发展的今天，我们要构建和谐和幸福的社会，就必须用健康积极的心态将“道德法律”融入到现实生活之中。
古希腊的一位哲人告诉我们：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必然包含着快乐，而满足快乐的主要源泉就是要“爱智慧”和心灵上的宁静、无纷扰以及有德性的获取到真正的快乐。
对于某些国家、地区或地方政府而言，如果仅仅是为了肤浅的政绩炫耀而费劲心思去调试那些“幸福指数”的霓虹灯，还不如实实在在地让百姓的收入稳定、福利健全、不再为生计奔波，让其子女不再“拼爹”，让毕业生不愁工作，让普通家庭不愁房价，真真切切体会到健康的快乐和幸福。
幸福指数的统计并不是简单的目标，将纸面层次上的数据转化为政府的施政措施及努力方向，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指数的统计目的。一个家、一届政府，如果暂时还不能让它的人民一下都幸福起来，那么至少让人们相信：“我们一直在努力，明天将会更美好”。
幸福其实是很难量化的，也不需要所谓的“排名”。对于百姓而言，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正使人民幸福满足的东西，要比任何性质的“幸福指数”来得更实在。
快乐必须与道德相融合，因为只有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才是人类本性上的快乐，才是合乎德性的行为。
如果说幸福是人生所追求的终极目的，那么它就是哲学意义上的“至善”。人类需要这种完美的德性，否则我们就只会变成行尸走肉。只有当理智、激情和欲望这“三驾马车”达到了整体的和谐，人类才真正拥有了灵魂“正义”的德性。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阐释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其自身的努力，去获得成功改变不幸福的境遇，那么他就是幸福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快乐不是主要的善，但不是所有的快乐都要排除，至少有些快乐是好的。幸福不同于快乐，但幸福的生活一定是快乐的。“幸福是最好的，最崇高的，最快乐的”。在当代世界，面对全球性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滋生蔓延以及道德失落的现代社会病，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更积极的去做合乎德性的事情，并对未来社会充满美好的向往。只有保持着一颗健康快乐的心去追求幸福，幸福的生活才不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张永刚，刘传广．《亚里士多德的快乐观及其现代人生启示——重读<尼各马科伦理学>》．[J].广东社会科学，2010．(2)．
[3]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杨伯峻.《孟子译注(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宋希仁.《西方倫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余纪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关键词：快乐幸福道德社会满足
快乐、幸福是互相影响而且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同时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和向往是随着价值观走向而决定的。个人快乐并不简单的等同于集体快乐，而人类往往容易在快乐的享受上不能自制从而陷入迷茫和困惑。
柏拉图在《菲力布》中提出：善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快乐则有纯粹和不纯粹的或混合之分。纯粹的快乐是一种善，但混合的快乐由于其是无限定的、充满变化的和生成的，所以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因而不是善。这一观点对《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第七卷和第十卷关于对快乐的探讨中，有着明显的影响印记。追求极致的快乐以至于达到病态的“幸福”，这并不是所谓的“善”，而只能说是一种“恶”的“幸福”。“对于快乐，我们不是公正的判断者。”如果快乐仅仅是停留在生理或心理意义上，那么它只是一种病态的“幸福”，而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幸福应伴随着快乐， 而德性活动中最大快乐公认合于智慧的活动”所以快乐也是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幸福因素。
快乐并不足以解释完美的幸福，幸福也不等同于快乐，但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幸福是人们穷极一生追逐的目标，它是终极的至高至善。纵观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快乐应是“善”的，是实现善的一种手段。就两者的层次而言， 幸福是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而快乐则服从于幸福，是一种形而下的现实的活动。所以，快乐内蕴于善中。
“如果幸福在于合德性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说它合于最好的德性，即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如果一个人快乐的源泉依附于自我意识之中，有意识的去做出合乎德性的事情，那么他将会感受到强烈的快乐。对此，一些古代的思想家们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把道德归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在中国，从先秦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到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也都强调“德之不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德性都约束不了，那么他所追求的快乐就会受到社会集体思潮下德性的排斥。
法律植根于道德，其价值核心也源于道德。就某种意义而言，法律就是基本道德的国家的强制性规范。而法律的自觉性，其实就是一种文明社会道德上的自律，那时的人们将道德作为自己的行为操守，违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排斥和责罚。
然而，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历史的发展，道德对人们的公约力越来越小，国家形态下的管理受到轻视，于是便出现了由国家机器确保的强制性实施的法律，以确保社会健康有序地进行。这也是法律作为独立的存在从而区分于道德的开始。
法律在维护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同时，也对侵犯他人权益的“快乐行为”加以约束，但是法律同时也需要正确的价值观（道德）予以支持。在改革开放大发展的今天，我们要构建和谐和幸福的社会，就必须用健康积极的心态将“道德法律”融入到现实生活之中。
古希腊的一位哲人告诉我们：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必然包含着快乐，而满足快乐的主要源泉就是要“爱智慧”和心灵上的宁静、无纷扰以及有德性的获取到真正的快乐。
对于某些国家、地区或地方政府而言，如果仅仅是为了肤浅的政绩炫耀而费劲心思去调试那些“幸福指数”的霓虹灯，还不如实实在在地让百姓的收入稳定、福利健全、不再为生计奔波，让其子女不再“拼爹”，让毕业生不愁工作，让普通家庭不愁房价，真真切切体会到健康的快乐和幸福。
幸福指数的统计并不是简单的目标，将纸面层次上的数据转化为政府的施政措施及努力方向，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指数的统计目的。一个家、一届政府，如果暂时还不能让它的人民一下都幸福起来，那么至少让人们相信：“我们一直在努力，明天将会更美好”。
幸福其实是很难量化的，也不需要所谓的“排名”。对于百姓而言，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正使人民幸福满足的东西，要比任何性质的“幸福指数”来得更实在。
快乐必须与道德相融合，因为只有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才是人类本性上的快乐，才是合乎德性的行为。
如果说幸福是人生所追求的终极目的，那么它就是哲学意义上的“至善”。人类需要这种完美的德性，否则我们就只会变成行尸走肉。只有当理智、激情和欲望这“三驾马车”达到了整体的和谐，人类才真正拥有了灵魂“正义”的德性。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阐释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其自身的努力，去获得成功改变不幸福的境遇，那么他就是幸福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快乐不是主要的善，但不是所有的快乐都要排除，至少有些快乐是好的。幸福不同于快乐，但幸福的生活一定是快乐的。“幸福是最好的，最崇高的，最快乐的”。在当代世界，面对全球性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滋生蔓延以及道德失落的现代社会病，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更积极的去做合乎德性的事情，并对未来社会充满美好的向往。只有保持着一颗健康快乐的心去追求幸福，幸福的生活才不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张永刚，刘传广．《亚里士多德的快乐观及其现代人生启示——重读<尼各马科伦理学>》．[J].广东社会科学，2010．(2)．
[3]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杨伯峻.《孟子译注(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宋希仁.《西方倫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余纪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