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理由

　　中国公益机构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也是公益理念的布道者。他领导中国扶贫基金会去行政化，超前地消除了制度性烦恼，使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最透明的国字头公益组织，也是捐款人数最多的公益组织。他在农村推行的小额信贷计划，已使超过150万农民受益。2014年，他在传播公益理念方面贡献卓越。
　　
　　何道峰看上去完全不像年近六十的人，他黝黑脸上的皱纹，不像时间而更像云南高原阳光留下的痕迹。他笑起来的时候，让人想起水田插秧的农民。
　　采访之前，何道峰把记者的采访提纲调了顺序，“我把问题的逻辑顺了一下。”
　　“逻辑”，贯穿了采访的始终。回过头来看，何道峰的人生经历也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改革设计，九十年代经商，新世纪投身公益，每一步都踏准了时代的节奏，与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逻辑遥相呼应。
　　2014年的何道峰，除继续推行小额贷款等公益项目，更多对公益的理念进行深层思考，其公共发言也更具思辨色彩。
　　“让我们谈谈思想。”何道峰说。

一生有改革情结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何道峰作为年轻的经济学者，出入于西黄城根南街九员院和农民的田间炕头，成为杜润生的门生;1990年代初，他离开体制，投身商海，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民营企业家，收购了一批濒临倒闭的国企，并将之改制新生;上个世纪末，他以志愿者身份出掌中国扶贫基金会，独辟蹊径地对其进行去行政化改革，把一个官办的基金会改成了独立运作的民间公募基金组织，其改革之彻底，在公益界至今难以复制，属于名副其实的先驱。
　　但何道峰觉得这不过是个巧合，“很多时候，人是被时代的浪潮和自己命运推着走的，你的选择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大。选择最多只能说在一些关键点上你坚守了命运的某种逻辑。对一个关注逻辑的人来说，你的一生串起来，欣喜可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线条，死也安心了。”
　　1982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在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成立，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李自成入京时曾在这个院子里住过3天，后来这里成为了清代的礼王府，300多年后，这座简朴而神秘的院落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漩涡的中心。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农研室最为人知的成果。被公认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是农研室的灵魂人物，在他的麾下聚集了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经济学者，日后这些人都成为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农研室成立那年，何道峰26岁，正在复旦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84年，何道峰毕业，他的导师希望他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他选择加入了农研室。对于当初的决定，何道峰至今饱含深情：“那一下子就呼唤到了我内心最深层的那部分。”
　　这个选择对他来说也是有逻辑的，学的是经济学，又是农民出身，清楚农村运行的状况，当然愿意投身到农村社会改革的研究中去，参与社会的制度变革。
　　九号院的气质是开放、包容、平等的，它无可避免地在那群人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重塑了这群桀骜不驯、充满激情、心忧天下的年轻人。何道峰抒情地说，“平等和自由氛围，像种子植入了我的身体。”9号院的经历，让何道峰“落下了改革病”，走到哪就想改革到哪儿。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九号院“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也被摘掉了。九号院的年轻人们各谋出路。何道峰觉得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氛围里从事原来的工作已经失去了意义。
　　“我觉得我对这个国家没有用了，混一个官职，让别人觉得我成功，这对我没有吸引力，我找不到心里的逻辑和感觉，又何苦坚持下去呢？”他选择了下海。
　　从改革方案的设计参与者，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何道峰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改革。不过，进入商海的何道峰依然没有与农村脱钩。他有一个商业项目是帮助贫困地区农村输出劳动力，帮助西部地区61个县共转移了60多万贫困劳动力到东南沿海。为了防止农民受骗，还帮助他们跟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用大数据信息跟踪管理。何道峰觉得这也是人生中所做的大事之一，这也为他后来接掌中国扶贫基金会埋下了逻辑的种子。

推动扶贫基金会“过河”

　　在输出劳动力的项目中，何道峰与国务院扶贫办建立了联系。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主管单位是国务院扶贫办。由于官办色彩较浓，基金会在创办之初就面临很多问题，也缺乏独立性。1996年，基金会遇到了危机，善款在投资中损失。时任国务委员、分管政府扶贫工作的陈俊生遂决定改革基金会的管理体制，把会长改为了秘书长（法人代表）负责制。
　　早在1997年，国务院扶贫办就找过何道峰，陈俊生也批示让何道峰出任秘书长。但是何道峰没有答应。1999年，他们再次找到何道峰，这一次何道峰想清楚了。“我为什么会选择接受，我一个农民出身，然后在中央农研室工作，下海又帮助农民脱贫，这里面有个清晰的逻辑在。如果自己心中没有种子，浇多少水都不会发芽，如果有种子的话，遇到潮湿的环境就会发芽。”何道峰说。
　　但何道峰选择以志愿者的名义担任秘书长（法人代表），不要级别，也不要工资，并保持企业家的身份。他还提出了在今天看来，仍旧不容易做到的条件：取消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行政级别和事业编制。
　　“有没有遭到反对？”
　　何道峰说：“肯定有反对，但是不同意我不来啊，人有选择的时候才能从容。”
　　不领工资，不要级别，而且还要让整个机构去行政化，这种至今都非常超前的做法，在何道峰看来很自然，“我以志愿者身份当法人代表，就必须去行政化，这也是对我的保护，一个没有级别的人，领导一群有级别的人，游戏根本就玩不下去。”20多年前一起推动农村改革，今天又同在公益事业一线的王振耀回忆：“八十年代农村改革那一批人有这种品格，强调可操作性，很大的特点就是不能脱离实际。我们也读外国的书，但根扎在农村，大家都往农村跑，了解农民的想法。像林毅夫在世行的改革，陈锡文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坚守的改革，还有王岐山是最典型的代表。所以何道峰在扶贫基金会搞改革是很自然的事，都有这种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