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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现实的收藏与鉴定过程中，发现很多与青铜器打交道的“行里人”亦或是专家，对于一种带提梁的桶形器(图一)在鉴赏之时总是含混不清。有的称其为提梁卣，参考的标本是宝鸡竹园沟出土的西周时期的提梁桶形器(图二)，该器物被学者命名为提梁卣。
此外亦有不少人依其造型，以现代的流行用语“提桶”、“提梁桶”直接名之。然则此类器物到底应该命名为何物呢?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绝大多数人似乎都是人云亦云。至于其用途，更是不求甚解，或是毫不关心。此种浮躁现象对于深入研究青铜器非常不利，也使收藏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大打折扣。所以，笔者以为，文物鉴定与收藏行为应该以增进知识、陶冶情操为重要目的之一，且需下足功夫认真对待。
谈及青铜器的定名，在文物鉴定与研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限于年代的久远和文献资料之不足，我们确实存在对部分古代青铜器的定名有误的问题。当下很多收藏家不重视器物的定名，认为其与文物价值无甚干系。然而青铜器的定名问题，实则意义重大。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曾讲过“必也正呼名”。事实上我国历来的青铜器研究学者都注重对名与实的考证。当前绝大多数古代青铜器的定名就是宋代学者考订的。如北宋年间王黼编撰的《宣和博古图》，在古器物的分类和定名方面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使我们了解到觚、尊、聋、盉、罍诸器的造型和模样，方便了我们对青铜器做进一步的研究与交流。近代学者王国维对于青铜器定名考订的名文《说觚》、《说斝》等，成为近人研究和考证青铜器命名的典范之作。王国维在文章中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簋、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匝、曰韩，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名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
古之学者在青铜器名称考订方面为后世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出土文物的日渐增多，对于部分由古人考订的青铜器名，目前看来在新材料的支持下有许多值得商榷修正之处。比如青铜器瑚(图三)，自古以来，由于各种书籍和专著都因袭宋人的说法将之命为“簠”。这给目前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在认识层面上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近年来通过近世出土的有铭文青铜器的自铭，学者已经指出其真实名称应为“瑚”。所幸笔者在参观国家博物馆新馆的新陈展厅时，已见展品说明牌上改用“瑚”来称谓此类青铜器。国家博物馆这种向公众传播正确的文物知识、摒弃以讹传讹不求甚解的做法，在社会上、学术界都起到了以正视听和表率的作用。
关于笔者前文提及的宝鸡竹园沟出土的西周提梁桶形器的定名，实为学术界的又一大误会。追其根源，得从提梁壶说起。自从有的学者把带有“提梁”的商代青铜壶定名为卣(图四)之后，人们便人为地把有提梁的壶和不带提梁的壶硬生生地分别开来，并以不同的类名命之。各种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书籍都沿袭这种说法，即“有提梁者曰卣无提梁者为壶”(笔者在刚开始学习青铜器时，也是被这么灌输的)。从此“提梁卣”的观念深入人心，遂成为大众的一个基本常识。故而在陕西宝鸡竹园沟新发现带提梁的桶形器之时，学者在不能确定其具体专有名称的情况下，参考其提梁，遂命这类桶形器为“提梁卣”。可是其直简的造型却与所谓的圆腹的“提梁卣”(实为壶)造型相差甚远，实嫌牵强!不过在没有新资料求证的情况下，当时似乎也只能聊备一说。近年来随着汉代墓葬的大量发掘，汉代提梁桶形器出土较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该是值得商榷的时候了。尤其是有的出土的提梁桶形器直接有刻名，如河平元年三足铜鋞(图五，提梁已失)，器壁有刻铭三行“河平元年共工昌造铜锺……”如此，西汉时期此类提梁桶形器应定名为“鋞”无可异议。
西周时期同类的桶形器是否与相隔近千年的汉代同类器为同一叫法，尚需进一步论证。然则其不应称之为提梁卣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关于卣的名实问题，早有学者指出其卣的造型应该是传统上被称之为“觥”的器物(图六)。理由如下：
1 据文献记载，觥为饮酒器。如《诗·豳风·七月》有“称彼兕觥”的诗句，“称”为“举”之意，可见其为形体较小的方便举着的饮酒铜器。觥又作觵，《说文解字·角部》：“觵，兕牛角，可以饮者也。”铜觥应为仿牛或兕角之型而作。北宋欧阳修亦在其“醉翁亭”中“觥筹交错”。很明显图六所示商周时期存在的这类造型硕大、适合盛酒之器并不适合举着饮酒，其不应称之为“觥”已经很明朗。
2 卣为尊贵的酒器，专用以盛祭祀所用的“鬯”酒。这从文献中可看出来。盂鼎铭文赏赐“秬鬯一卣，清酒百壶”。以“一”来修饰卣，以“百”来形容壶，表明卣的存世量应远远小于青铜壶。而目前无论从考古资料还是传世资料来看，图六这类被称之为“觥”的青铜器数量远小于铜壶，正与文献相符合，显示了其尊贵性。
3 从形态上看，《周礼·春官·鬯人》中记载有“庙用脩”。惰读为卣，郑玄注：“中尊，谓献象之属。”这样，中尊，为牺象之形的图六所示“觥”正符合卣的形态。
4 从古文字学的考证上来看，就造字法分析，图六所示此类被称之为“觥”的青铜器，其外形结构酷似“卣”字。昂首(丨)、短流(一)、尊身(口)、带錾(∑)。只是在造字之时，将錾部书于身内，以节省字体空间，这是汉字造字习惯手法。
将带提梁之壶定名为“提梁卣”已经犯下错误。而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地推定西周提梁桶形器为提梁卣就是错上加错。以错误的前提去推导和论证，在论证逻辑方面本就存在缺陷，其结论之不正确也是可想而知。如此看来，青铜壶无论其是否带提梁，皆应命名为壶，不可命名为卣。那么本就与青铜提梁壶造型相差巨大的西周提梁桶形器更不可命名为卣，便毫无疑义了。
青铜器的定名和用途等基本知识的研究，是青铜器收藏和鉴定工作者的基本功。作为一名合格的青铜器鉴定与鉴赏家，应加强青铜文物基本知识的学习。人云亦云和不求甚解不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我国灿烂悠久的青铜交化，惟有在青铜器研究的学者和文物收藏爱好者的共同努力、探讨、交流和研究下，才能显示出其独具魅力!
此外亦有不少人依其造型，以现代的流行用语“提桶”、“提梁桶”直接名之。然则此类器物到底应该命名为何物呢?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绝大多数人似乎都是人云亦云。至于其用途，更是不求甚解，或是毫不关心。此种浮躁现象对于深入研究青铜器非常不利，也使收藏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大打折扣。所以，笔者以为，文物鉴定与收藏行为应该以增进知识、陶冶情操为重要目的之一，且需下足功夫认真对待。
谈及青铜器的定名，在文物鉴定与研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限于年代的久远和文献资料之不足，我们确实存在对部分古代青铜器的定名有误的问题。当下很多收藏家不重视器物的定名，认为其与文物价值无甚干系。然而青铜器的定名问题，实则意义重大。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曾讲过“必也正呼名”。事实上我国历来的青铜器研究学者都注重对名与实的考证。当前绝大多数古代青铜器的定名就是宋代学者考订的。如北宋年间王黼编撰的《宣和博古图》，在古器物的分类和定名方面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使我们了解到觚、尊、聋、盉、罍诸器的造型和模样，方便了我们对青铜器做进一步的研究与交流。近代学者王国维对于青铜器定名考订的名文《说觚》、《说斝》等，成为近人研究和考证青铜器命名的典范之作。王国维在文章中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簋、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匝、曰韩，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名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
古之学者在青铜器名称考订方面为后世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出土文物的日渐增多，对于部分由古人考订的青铜器名，目前看来在新材料的支持下有许多值得商榷修正之处。比如青铜器瑚(图三)，自古以来，由于各种书籍和专著都因袭宋人的说法将之命为“簠”。这给目前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在认识层面上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近年来通过近世出土的有铭文青铜器的自铭，学者已经指出其真实名称应为“瑚”。所幸笔者在参观国家博物馆新馆的新陈展厅时，已见展品说明牌上改用“瑚”来称谓此类青铜器。国家博物馆这种向公众传播正确的文物知识、摒弃以讹传讹不求甚解的做法，在社会上、学术界都起到了以正视听和表率的作用。
关于笔者前文提及的宝鸡竹园沟出土的西周提梁桶形器的定名，实为学术界的又一大误会。追其根源，得从提梁壶说起。自从有的学者把带有“提梁”的商代青铜壶定名为卣(图四)之后，人们便人为地把有提梁的壶和不带提梁的壶硬生生地分别开来，并以不同的类名命之。各种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书籍都沿袭这种说法，即“有提梁者曰卣无提梁者为壶”(笔者在刚开始学习青铜器时，也是被这么灌输的)。从此“提梁卣”的观念深入人心，遂成为大众的一个基本常识。故而在陕西宝鸡竹园沟新发现带提梁的桶形器之时，学者在不能确定其具体专有名称的情况下，参考其提梁，遂命这类桶形器为“提梁卣”。可是其直简的造型却与所谓的圆腹的“提梁卣”(实为壶)造型相差甚远，实嫌牵强!不过在没有新资料求证的情况下，当时似乎也只能聊备一说。近年来随着汉代墓葬的大量发掘，汉代提梁桶形器出土较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该是值得商榷的时候了。尤其是有的出土的提梁桶形器直接有刻名，如河平元年三足铜鋞(图五，提梁已失)，器壁有刻铭三行“河平元年共工昌造铜锺……”如此，西汉时期此类提梁桶形器应定名为“鋞”无可异议。
西周时期同类的桶形器是否与相隔近千年的汉代同类器为同一叫法，尚需进一步论证。然则其不应称之为提梁卣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关于卣的名实问题，早有学者指出其卣的造型应该是传统上被称之为“觥”的器物(图六)。理由如下：
1 据文献记载，觥为饮酒器。如《诗·豳风·七月》有“称彼兕觥”的诗句，“称”为“举”之意，可见其为形体较小的方便举着的饮酒铜器。觥又作觵，《说文解字·角部》：“觵，兕牛角，可以饮者也。”铜觥应为仿牛或兕角之型而作。北宋欧阳修亦在其“醉翁亭”中“觥筹交错”。很明显图六所示商周时期存在的这类造型硕大、适合盛酒之器并不适合举着饮酒，其不应称之为“觥”已经很明朗。
2 卣为尊贵的酒器，专用以盛祭祀所用的“鬯”酒。这从文献中可看出来。盂鼎铭文赏赐“秬鬯一卣，清酒百壶”。以“一”来修饰卣，以“百”来形容壶，表明卣的存世量应远远小于青铜壶。而目前无论从考古资料还是传世资料来看，图六这类被称之为“觥”的青铜器数量远小于铜壶，正与文献相符合，显示了其尊贵性。
3 从形态上看，《周礼·春官·鬯人》中记载有“庙用脩”。惰读为卣，郑玄注：“中尊，谓献象之属。”这样，中尊，为牺象之形的图六所示“觥”正符合卣的形态。
4 从古文字学的考证上来看，就造字法分析，图六所示此类被称之为“觥”的青铜器，其外形结构酷似“卣”字。昂首(丨)、短流(一)、尊身(口)、带錾(∑)。只是在造字之时，将錾部书于身内，以节省字体空间，这是汉字造字习惯手法。
将带提梁之壶定名为“提梁卣”已经犯下错误。而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地推定西周提梁桶形器为提梁卣就是错上加错。以错误的前提去推导和论证，在论证逻辑方面本就存在缺陷，其结论之不正确也是可想而知。如此看来，青铜壶无论其是否带提梁，皆应命名为壶，不可命名为卣。那么本就与青铜提梁壶造型相差巨大的西周提梁桶形器更不可命名为卣，便毫无疑义了。
青铜器的定名和用途等基本知识的研究，是青铜器收藏和鉴定工作者的基本功。作为一名合格的青铜器鉴定与鉴赏家，应加强青铜文物基本知识的学习。人云亦云和不求甚解不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我国灿烂悠久的青铜交化，惟有在青铜器研究的学者和文物收藏爱好者的共同努力、探讨、交流和研究下，才能显示出其独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