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扬州袁慧中“毕业3年即升副处”，不到30岁就已经是扬州团市委副书记；湘潭徐韬，“85后”，工作五年，历经九个岗位，一年半之内完成从正科级到副处级的晋升，其间还在大学攻读全日制研究生；还有湖南耒阳80后女副市长、广东揭阳27岁副县长，更有安徽望江90后县团委副书记……
这时候如果想用一纸公文或者“古已有先例”的老套说辞说服公众恐怕没那么容易，更何况这些能坐上火箭的幸运儿身上都有着共同的“官二代”标签：广东揭阳27副县长江中咏，父亲是揭东县原副县长江俊驱；湖南耒阳80后女副市长王卿，父亲王礼忠曾任耒阳市政府市长、人大主任，于2008年退休；湖南湘潭27岁副县长徐韬，父亲退休前是雨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安徽望江22岁县团委副书记，父亲是县编办主任……
这样背景下的“火箭提拔”倒是让人唏嘘不已。
破格提升因哪般？
官员的孩子有能力当然能升迁，只是沾着“官二代”的敏感，他们是如何被“破格提升”的总得有个说法。
关于破格提拔，《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有这样一句描述：“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提拔。破格提拔程序另行规定。”但是，目前为止，中央层面并未出台统一的破格提拔程序。
中国新闻周刊网：“一年升副科，四年升正科，正科满一年之后被破格，分别做到这些都不难，难的是这些机会刚好落到同一个人头上。”湖南徐韬的升迁步点，每一步都没有多余动作，这位被破格提拔的年轻人，几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所有优势。
于是，只要你有一个当官的爸爸，就不愁官运不亨通，更不用担心为你定身打造的火箭不助你升空。“曝光——停职（免职）——调查”的套路，“火箭提拔”官员的大起大落，更使破格提拔年轻干部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年轻化”和“破格”提拔已成为很多地方违规提拔干部的借口，许多人假借“破格”提拔之名，而行“出格”提拔之实，“破格”成了不遵循规则。当更多的普通人需要马云、北大保安去激励，才能燃起为自己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激情时，“火箭提拔”对“官二代”们的屡屡眷顾，惊醒梦中人。
中国网：按说，年纪轻轻能坐上副县长的位子，应该是一件好事。在一些领域年纪轻轻就能干出成绩的人，也不是没有先例。只要按照正常的程序，实事求是，公众也无可厚非。但是，对官员的履历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一切都透露着神秘，定然让人猜疑。
其实大家都明白：年龄不是问题，成为问题的是，选拔、升迁的过程是否公正透明。年龄也不是突破“底线”的罪魁祸首，只要成年，合乎法度，不违民意，那么就是“正义”的。“85后副县长”的组织部门或者上级单位应当及时站出来，主动释疑，不要和公众“躲猫猫”了。
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二十几岁的县处级“火箭干部”不断涌现。年轻当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凭什么这么年轻？我也有为公众服务的理想，我也想去竞选个县长来当，行吗？恐怕不行。因为现行的“火箭干部”，一般有一位父亲或舅舅是厅局级领导，这不是用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的。
公众关心的是公正的问题，是官员产生的程序问题，是官员的特权、灰色的利益，而不是年轻问题。官员的家庭容易产生“火箭干部”，说明程序有问题。我们现行实行主要领导异地任职，一个官员到任之前，当地人大代表一般不太可能认识他，上级官员给下级推荐和任命干部时，要不搞裙带，还得需要相当的觉悟。
考试型官员“会不会干”？
历数徐韬的升迁履历，考试在其中确实占有重要因素：2003年，徐韬考上南京大学时，是全湘潭市的第12名；2007年毕业，徐韬同时通过了湘潭市地税局的公务员和选调生资格考试，最终选择后者；2010年，徐韬考上湘潭大学研究生；2011年，徐韬在东坪街道主任公选中以综合成绩第一名当选；2012年，参加郴州市11名副县市区长提名人选的公开选拔，以综合成绩排小组第一。此外，徐韬还数次参加中纪委的考试，并曾进入考察阶段。徐韬的过关，让一个词应运而生：“考试型官员”。
《南方周末》：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对于徐韬的调查结果未置可否，长期关注此事的他在微博上就此总结，“如果说用人问题上有既得利益者，徐韬也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惟愿他能少参加些考试，脚踏实地，以骄人的业绩报答那些不遗余力提携他的领导和最终包容他的人们。”
《长江日报》：徐韬式的“考试型官员”，不只湖南独有，但把板子打到官员身上，有失公允。要害是从上至下的升迁考试，形成的“笔试”和“面试”模式，确有规避实战检验厉害的功用，当然会有无数人寻求捷径把自己雕琢成“器”。
徐韬是这种“举人”方式的产物，这套办法成就了他，也历练了他。进一步改进完善“举人之举”十分必要。我们不能因为徐韬在官场的低走，就否认他本质上不是一个好苗子，或者终止他未来的正常发展。应该从机制和理念上引导年轻干部认识和接受：广阔的社会实践才是真正的试金石，人民群众才是最靠谱的考官。
沈健《徐韬免职警示了啥？》：解决“考试型”干部“会考不会干”问题不容忽视。徐韬五年七换岗，除破格提拔外，有两次“飞跃”靠考试——成为选调生，从正科提拔为副县。考试作为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使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单靠一次考试，很难完整地反映一名干部的综合素质，特别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少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中，排名靠后的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排名靠前的干部强就是明证。公选考试还可能出现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干部总成绩分差只有零点一甚至更小的情况。而零点一又能代表什么呢？如何合理评价干部的“考”和“干”，如何让干部既会考又会干，对像徐韬一样“火箭式”提拔的年轻干部，显得尤为突出。
官员的任免升迁，是官场的核心问题。当将近700万的高校毕业生开始走向社会、今年又成“史上最难就业年”，有人却乘着火箭一路上升。
新华社发表评论称：官二代也有权当官，但要用实力说话，而非凭关系晋升。人们担心的，是权力世袭阻断社会流动。人们期待的，是明规则真正战胜潜规则。人们需要的，是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干得好比生得好更重要时，谁还担心实现不了自己的中国梦呢？
这时候如果想用一纸公文或者“古已有先例”的老套说辞说服公众恐怕没那么容易，更何况这些能坐上火箭的幸运儿身上都有着共同的“官二代”标签：广东揭阳27副县长江中咏，父亲是揭东县原副县长江俊驱；湖南耒阳80后女副市长王卿，父亲王礼忠曾任耒阳市政府市长、人大主任，于2008年退休；湖南湘潭27岁副县长徐韬，父亲退休前是雨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安徽望江22岁县团委副书记，父亲是县编办主任……
这样背景下的“火箭提拔”倒是让人唏嘘不已。
破格提升因哪般？
官员的孩子有能力当然能升迁，只是沾着“官二代”的敏感，他们是如何被“破格提升”的总得有个说法。
关于破格提拔，《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有这样一句描述：“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提拔。破格提拔程序另行规定。”但是，目前为止，中央层面并未出台统一的破格提拔程序。
中国新闻周刊网：“一年升副科，四年升正科，正科满一年之后被破格，分别做到这些都不难，难的是这些机会刚好落到同一个人头上。”湖南徐韬的升迁步点，每一步都没有多余动作，这位被破格提拔的年轻人，几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所有优势。
于是，只要你有一个当官的爸爸，就不愁官运不亨通，更不用担心为你定身打造的火箭不助你升空。“曝光——停职（免职）——调查”的套路，“火箭提拔”官员的大起大落，更使破格提拔年轻干部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年轻化”和“破格”提拔已成为很多地方违规提拔干部的借口，许多人假借“破格”提拔之名，而行“出格”提拔之实，“破格”成了不遵循规则。当更多的普通人需要马云、北大保安去激励，才能燃起为自己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激情时，“火箭提拔”对“官二代”们的屡屡眷顾，惊醒梦中人。
中国网：按说，年纪轻轻能坐上副县长的位子，应该是一件好事。在一些领域年纪轻轻就能干出成绩的人，也不是没有先例。只要按照正常的程序，实事求是，公众也无可厚非。但是，对官员的履历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一切都透露着神秘，定然让人猜疑。
其实大家都明白：年龄不是问题，成为问题的是，选拔、升迁的过程是否公正透明。年龄也不是突破“底线”的罪魁祸首，只要成年，合乎法度，不违民意，那么就是“正义”的。“85后副县长”的组织部门或者上级单位应当及时站出来，主动释疑，不要和公众“躲猫猫”了。
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二十几岁的县处级“火箭干部”不断涌现。年轻当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凭什么这么年轻？我也有为公众服务的理想，我也想去竞选个县长来当，行吗？恐怕不行。因为现行的“火箭干部”，一般有一位父亲或舅舅是厅局级领导，这不是用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的。
公众关心的是公正的问题，是官员产生的程序问题，是官员的特权、灰色的利益，而不是年轻问题。官员的家庭容易产生“火箭干部”，说明程序有问题。我们现行实行主要领导异地任职，一个官员到任之前，当地人大代表一般不太可能认识他，上级官员给下级推荐和任命干部时，要不搞裙带，还得需要相当的觉悟。
考试型官员“会不会干”？
历数徐韬的升迁履历，考试在其中确实占有重要因素：2003年，徐韬考上南京大学时，是全湘潭市的第12名；2007年毕业，徐韬同时通过了湘潭市地税局的公务员和选调生资格考试，最终选择后者；2010年，徐韬考上湘潭大学研究生；2011年，徐韬在东坪街道主任公选中以综合成绩第一名当选；2012年，参加郴州市11名副县市区长提名人选的公开选拔，以综合成绩排小组第一。此外，徐韬还数次参加中纪委的考试，并曾进入考察阶段。徐韬的过关，让一个词应运而生：“考试型官员”。
《南方周末》：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对于徐韬的调查结果未置可否，长期关注此事的他在微博上就此总结，“如果说用人问题上有既得利益者，徐韬也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惟愿他能少参加些考试，脚踏实地，以骄人的业绩报答那些不遗余力提携他的领导和最终包容他的人们。”
《长江日报》：徐韬式的“考试型官员”，不只湖南独有，但把板子打到官员身上，有失公允。要害是从上至下的升迁考试，形成的“笔试”和“面试”模式，确有规避实战检验厉害的功用，当然会有无数人寻求捷径把自己雕琢成“器”。
徐韬是这种“举人”方式的产物，这套办法成就了他，也历练了他。进一步改进完善“举人之举”十分必要。我们不能因为徐韬在官场的低走，就否认他本质上不是一个好苗子，或者终止他未来的正常发展。应该从机制和理念上引导年轻干部认识和接受：广阔的社会实践才是真正的试金石，人民群众才是最靠谱的考官。
沈健《徐韬免职警示了啥？》：解决“考试型”干部“会考不会干”问题不容忽视。徐韬五年七换岗，除破格提拔外，有两次“飞跃”靠考试——成为选调生，从正科提拔为副县。考试作为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使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单靠一次考试，很难完整地反映一名干部的综合素质，特别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少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中，排名靠后的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排名靠前的干部强就是明证。公选考试还可能出现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干部总成绩分差只有零点一甚至更小的情况。而零点一又能代表什么呢？如何合理评价干部的“考”和“干”，如何让干部既会考又会干，对像徐韬一样“火箭式”提拔的年轻干部，显得尤为突出。
官员的任免升迁，是官场的核心问题。当将近700万的高校毕业生开始走向社会、今年又成“史上最难就业年”，有人却乘着火箭一路上升。
新华社发表评论称：官二代也有权当官，但要用实力说话，而非凭关系晋升。人们担心的，是权力世袭阻断社会流动。人们期待的，是明规则真正战胜潜规则。人们需要的，是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干得好比生得好更重要时，谁还担心实现不了自己的中国梦呢？